张居正（公元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生于明嘉靖四年，幼年便有神童之名，过目成诵。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考中进士，入翰林院， 后历任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万历元年至十年(公元1573—1582年)任内阁首辅。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大力推行改革，创立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田亩改革税制，农商并重发展经济，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取得显著成效，不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赋税均平，而且扩大税源增加了财政收入。改革前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由于张居正功劳卓著当时人们对他是颂声四起，神宗皇帝对居正也优礼深知，以师相待。张居正则深感皇上知遇之恩，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国操劳，竟至积劳成疾一病不起，1582年，病逝于任上，赠上柱国，谥文忠，归葬江陵，享年五十八岁。

        张居正是十六世纪中国一位大政治家、理财家。他所处的时代不仅是一个明王朝的衰败时期，也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时期。在王朝末年振衰起弊的政治家有之，但在整个封建社会末世能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获得成功，张居正也因为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假如我们从理财方面看他的事功，更觉得他是值得后人研究的一位人物。

一、理财家生平及成就

       张居正（公元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生于明嘉靖四年，幼年便有神童之名，过目成诵。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考中进士，入翰林院， 后历任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万历元年至十年(公元1573—1582年)任内阁首辅。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大力推行改革，创立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田亩改革税制，农商并重发展经济，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取得显著成效，不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赋税均平，而且扩大税源增加了财政收入。改革前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由于张居正功劳卓著当时人们对他是颂声四起，神宗皇帝对居正也优礼深知，以师相待。张居正则深感皇上知遇之恩，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国操劳，竟至积劳成疾一病不起，1582年，病逝于任上，赠上柱国，谥文忠，归葬江陵，享年五十八岁。

       张居正是十六世纪中国一位大政治家、理财家。他所处的时代不仅是一个明王朝的衰败时期，也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时期。在王朝末年振衰起弊的政治家有之，但在整个封建社会末世能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获得成功，张居正也因为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假如我们从理财方面看他的事功，更觉得他是值得后人研究的一位人物。

二、主要理财政策与思想

       张居正对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有着深刻认识，深知田数不清，税粮不均是造成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因此将理财的重点放在整理田赋增加收入方面，其次则在节省国用，禁止浪费方面，同时以理财为主要考成内容颁行考成法整顿吏治。

1.清丈田亩核实税基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必须大力开辟财源，增加收入。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清查田亩从税收和会计的角度讲就是要查明纳税人的帐目和资产，从而核实税基。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2.改革税制实行一条鞭法

       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还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张居正针对当时的田赋税法进行了大胆改革，普遍实行一条鞭制度。

       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雇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消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从这里，我们知道：所谓一条鞭乃是将赋税、徭役以及若干种额外征派合并征收的一种税法。

       一条鞭税法的推行，不但完全适应当时客观情势的需要，而且在中国赋税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其一，一条鞭税法将各项复杂的田赋附加和各种性质的徭役一律合并征银，这就结束了历史上所谓三征（粟米、力役、布帛）体系与两税（地税、户税）分立，并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其二，将徭役中的力差，改为以银代役，并由官府代雇，这就结束了长期以来徭役对人民的人身束缚，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其三，将原来按户丁摊派的徭役银，改为按田亩承担，这就实现了历史上由人头税转为财产税的过程，但丁税还在，由于人口的发展导致税额年年变动，使纳税人不知其数而多受吏书的欺蒙；其四，由于新税法的实行，使原来享有免税特权的官僚大户，不仅要纳役银，而且要按田亩多少课税以及负担原来每丁应纳的丁银；其五，新法是以县为单位，改变了原来按里分摊的办法，使各里不同的人数与田亩，得到了平衡的负担，但由于实物折银的关系，使人民又受到了折铜钱和折银的双重剥削；其六，一条鞭法的改革，基本上是以土地所有者为对象，而工商大贾虽多积厚藏却不负担赋役，居正又要求“轻关市之征”和反对“言榷利”，并使农民有经商的自由，这种“厚农而资商”与“厚商而利农”的指导思想，无疑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七，依前面所说，一条鞭法是在总结各地早经试行的办法的基础上推行的，但由于试行有先后，办法也不一致，某些地区还受到地主们的抵制，因而有的仅将赋或役的不同项目合并，有的虽将赋役合并，但合并的程度不一，有的将役的全部摊入赋内，有的只摊入一部分，还有的在实行中前后有反复，尤其到明晚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开征，不仅使一条鞭遭到破坏，又使人民负担骤增，必待三饷废除，摊丁入地后，才算结束了人头税的不合理现象。总之，张居正在一条鞭法推行过程中，一再强调“法当宜民，……民苟宜之，何分南北”。说明他对并役于赋和变实物税为货币税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是有所了解的，但其执行并不彻底，流弊也不少。

       用现代眼光看，一条鞭税法无疑是一种进步的税制。其一，它合于赋税由繁趋简的趋势和原则；其二、它符合赋税便民的原则；其三、合并征收，征收成本费用降低，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其四、一条鞭法立法颇为简便，符合赋税的国民经济原则。不过，应该看到，一条鞭法只是地税稽征方法的改进，并非赋税制度内容的根本改变。只课农业，忽视工商，有违赋税公平原则。一条鞭法若与杨炎的两税法相比较，不仅无基数以为收支的界限，更无法节制皇帝的滥用，反使人民不知税额的多少，这些是其不足的地方。但就整体而言，一条鞭法利多弊少。然而张居正逝世后，因不断增加田赋，此法逐渐遭到破坏。

       值得指出的是，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赋，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大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至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点，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整顿吏治颁行考成法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认为当时明王朝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归根结底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颁行官员考成法，以内阁总其成，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官吏玩忽职守。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因此理财成效成为考成法的主要目标。这一方法在理财方面收到了明显效果，因为“有司以征解为殿最”，官吏不敢怠慢，上缴税赋比较及时足额。另外当时官场征税，只是对小民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利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钱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项措施收效显著，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四百三十五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二百五十余万两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四。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八十五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毋庸讳言，张居正所实行的理财政策与措施需要一套思想为指导，这个思想既继承了过去理财家们的历史遗产，又适应自己的时代需要作出了某些新的发展。概括地说张居正的理财思想表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理财治国不务空谈；其二关注民生不事聚敛；其三.农商并重发展经济；其四量入为出厉行节约；其五财政管理重视会计，最后实现不加赋而上用足的理想境界。

       值得重视的是，张居正推行赋税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使国家税收统一使用货币缴纳，遂使国家收支全部变为货币化，货币计量成为会计的主要计量单位，减轻了会计记录、计量和稽核的工作量，有利于会计进行综合核算，有利于会计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会计工作质量提高反过来必然促进理财效率提高。

       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正是明王朝危机四伏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深重，为了抑制豪强兼并土地和转嫁赋税，制止农民逃亡，他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下令清丈土地，改革税制，推行一条鞭法，对赋税、差役和征收方法均有所改革，减少了对人民的骚扰，对抑制兼并与均征赋役，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理财中贯彻量入为出之制，开源节流，同时推行农商并重发展经济的政策，并颁行考成法整顿吏制，经过这一番改革，明王朝的财政呈现了一度的好转，原在嘉靖末(公元1506年)，太仓所储无一年之蓄，在居正当政以后，公府之积，则“足支九年”。江陵的理财政策，很大程度上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他执政期间，鞑靼的俺答前来归顺，明朝封他为顺义王；曾宪吾、刘显平定了西南夷都蛮，李成梁巩固边防，攘地千里；戚继光荡平沿海倭寇。军费充裕，国威大张，这不能不说是江陵理财的成就。

       明朝中叶以来，社会风气及政治风气极端不振，国家政令变更频繁，政治上因循姑息，疲塌懈怠，没有是非纲纪，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可谓极端颓废与混浊。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想有所作为，必须有不顾一切的大刀阔斧精神。张居正为相十六年，抱着“苟利社稷生死以”的精神，锐意改革，取得了卓越成就，赢得神宗的重视和尊重，自己却因操劳国事而积劳成疾，年仅58岁便病逝于任上。然而，由于改革中结怨甚多，遭到多方面反对和攻击。死后的次年即万历十一年，被追夺官，他所推行的法制被推翻，官荫、赠谥也被削除，甚至连诸子的官职都被褫革。让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