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政治家，改革家，新朝开国皇帝。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

       王莽掌权后，于公元九年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令。一是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二是将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 王田、私属制，是王莽针对西汉以来最突出的土地和奴婢两大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解决办法。从主观上，王莽看到了农民失去土地是由于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土地买卖。因此，规定土地国有，不准私人买卖土地，便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被抛出土地的现象。

       始建国二年（10年），建兴帝王莽下令“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五均”的主要内容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五均官的任务一是按工商各业的经营情况征收税款；二是管理市场的物价。 赊贷是由政府办理贷款。在实行五均和赊贷的同时，王莽还设六筦之令。“筦”即“管”就是由政府管理六种经济事业，即：酒、盐、铁由国家专卖，铸钱由国家专营；向取利于名山大泽的纺织、工匠、医生、卜、樵夫、渔民、猎户及商贩等征收山泽税；加上五均赊贷，合称为“六筦”。王莽推行五均、赊贷及六筦等措施，其目的在于利用政府力量控制经济事业，平抑物价，限制商人囤积居奇，使贫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这些措施，无论从减轻普通百姓的经济负担，还是加强封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进而加强中央集权，都是有利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实际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延续。

       此外，为了削弱汉朝旧族势力，以及对百姓的财富掠夺，他以“托古改制”为名进行了一系列的币制改革。刀币和布币都在改革中恢复，但从形态上与春秋战国时的并不相同。由于币制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大小不断缩小，价却越来越高，实质上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币制改革的失败也是新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

       王莽生于元帝初元四年，即公元前45年，卒于公元25年，字巨君，是孝元皇后的侄子。王氏一门富贵，子弟大多骄奢淫逸，惟独王莽不但谦恭简朴，勤奋好学，尊师重道。同时，他又特别喜欢交接当时豪杰才俊，丝毫没有富贵子弟的习气。因此王莽不但在王氏家族中深孚众望，而且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于是在绥和元年，即公元前8年，王莽被任为大司马，继四叔伯（凤、商、音、根）之后而主持国政。这时王莽三十八岁。王莽执政以后，越发克己不倦，礼贤下士，将朝廷所赏赐的金钱，统统分给他人，他自己的生活，却极为节俭，其妻穿着简朴，甚至被来客误认为婢女。随着权力和声誉进一步提高，王莽于元始五年冬十二月，平帝驾崩之时，居摄践祚，临朝听政。进而于三年后即公元8年，继受汉家天下作了皇帝，改国号为新，当时王莽五十三岁，此后至公元25年被杀，十五年间他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改革，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理财思想。虽然这些改革终归失败，但留下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却相当深刻。

一、主要理财政策

1.土地政策
     

        在王莽所推行的理财政策中，土地政策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土地政策史称“王田”政策。汉时，土地分配不均情况，可谓由来已久。在武帝时候，董仲舒就曾请求朝廷实行限田政策，但这个建议未被武帝采纳。到哀帝时，师丹辅政，又建议改革土地制度，但由于当时既得利益者官僚地主们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实行。王莽是崇信周礼，醉心井田制度的，他很不满意过去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形，对于佃农阶级所受的痛苦，也深表同情。在新莽建国元年，王莽就下诏：“更名天下田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分析王莽王田制度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全国耕种的田地都归国有，不得私自买卖；其二，男丁八口以下占田，不得超过一井即九百亩；其三，占田过限的人分余田与宗族乡邻；其四，无田的人，政府给予田地，所谓“如制度”，大概是依一夫一妇田百亩的办法；其五，有田但达不到标准的由政府补足；其六，现有的奴婢称为“私属”，不得买卖。违反上述规定者，流放到偏远的边疆去。

        王莽对此土地国有政策是认真推行的。这个政策推行的结果，“坐买卖田宅奴婢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班固：《汉书·王莽传》中。从犯法抵罪之多，可以看出王莽对此政策执行的积极和认真程度，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旧习之积重难返。针对这些情况，王莽不得不下令允许田地买卖，违反私自买卖奴婢的也不再治罪。这个命令的颁布表明，“王田”制度改革彻底失败。

2.国营与平抑物价政策

       史书上载，王莽称帝后采纳大臣国师公刘歆的建议根据《周礼》实行六管五均政策，用现在的话，就是国营事业与平抑物价。所谓六管的政策就是将盐、酒、铁、山泽、五均赊贷，铜布、铜冶六行业，都由国家经营，更详细一点说，就是工业、矿业都收归政府经营，而商业、借贷也归政府统制。王莽的六管五均政策在制度上本来是可取的，但在执行方面，却出了人事方面的流弊。每郡所设执行这种政策的官吏多为富商大贾，他们和地方官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编造假帐，中饱私囊，官吏因此而发财，人民生活则更加贫困。由此引起人民对这些政策的强烈不满。加之每项政策，都制定了若干禁止性条文，违犯严重者甚至处死刑。重刑更加助长了奸吏猾人侵害盘剥百姓，由此导致社会潜伏的动乱危机愈加深重。

3.货币制度改革

       王莽的货币政策，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一件大事。他整理货币的本意，原在使商人不得再利用货币剥削农民，但因为他执行政策的失误，竟使这番好意酿成祸国殃民的后果。

       在王莽改制之前，社会通用的货币就是五铢钱。王莽摄政时，改革以前币制，仿周钱子母相权之法，铸造大钱、契刀、错刀三种货币和原有的五铢钱，一共四种货币，在市面上流通。大钱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面铸“大钱五十”的文字；契刀长二寸，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铸有“契刀五百”的文字；错刀用黄金镶嵌“一刀值五千”的文字。王莽称帝以后，因汉姓刘，而刘字有金刀，于是在新莽建国二年（公元10年），乃废错刀，契刀和五铢钱，改行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称作宝货的新货币。所谓五物，是指金、银、铜、龟、贝；六名指金货、银货、钱货、布货、龟货、贝货；二十八品即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和布货十品。

       上述货币制度过于复杂，人民使用时很不方便，所以在实际交易时，还多半使用原来的五铢钱，王莽因为法令不行，于是下诏说，如果有私藏五铢钱的，就将其流放到极荒远的地方去。这样一来，农商失业，百姓无所适从，因为违反货币管制命令而犯罪的，上自官吏，下到百姓，其数之多，不可胜计。王莽后来了解到民间疾苦，于是将金、银、龟、贝、布等货币废止，而只保留一铢的小钱和五十的大钱两种货币，到地皇元年即公元20年，又废大、小钱，改行货布、货泉两种货币。同时又以大钱使用已久，恐废止后，人民私铸不止，因此暂准大钱和货泉一起流通，但将他们价格定为一枚一钱，定期六年，六年期满，就禁止大钱私铸流通。制度愈变更，人民犯法的愈多，最初人民违犯货币法令的都被流放到很远的地方去，违犯的人多了，后来不得不将惩罚减轻，规定凡私铸钱币的，全家都没入官厅作奴婢，邻居知情不报的同罪。非议政府货币政策的，勒令服劳役一年，假如犯者是官吏，就被免职。当时各地因违犯货币法令而犯罪被用囚车解送长安铲官的（铸钱之官），有十分之六、七都因愁苦而死。这种因推行货币政策而招致社会动荡的教训实在值得后世记取。

二、王莽的成本思想
        王莽对成本十分重视，他的成本观在古代是比较深刻而系统的，他把成本贯穿在其改革的各个方面。在收购滞货的订价政策方面，他主张以成本作为定价的最低界限，这个观点到现代也不过时；生产贷款的取息，主张在扣除成本后的利润中抽取，体现了剩余价值分配的理论；在计算税(贡)方面，主张在扣除成本之后的利润中按一定的比率（税率）提取，这与现代的所得税计算相似；在经营酒专卖方面，除对酒的成本计算作了详细分析外，还主张采用“除本分成”的办法，对纯利润进行合理分配，以促进生产，发展经济。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他对盈利、成本、费用都有了一定的认识。王莽仿效《周礼》泉府的作法进行赊贷活动。贷款部分采取按经营盈利额收取利息的办法。王莽讲：“……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班固：《汉书·食货志》。]这段话明确了一个贷款利息的计算公式：
       贷款利息＝[全部收入—费用（包括成本在内）]×10％（以内）

       王莽所讲的“除其费”包括成本和费用这两部分（如果没有其他税收缴纳的话），从全部收入中抵减去这两部分，计算出经营利润。利率定在10％以内，利息多少以经营盈利额大小为转移。这个公式说明王莽对当时的会计是有所研究的。公式中成本与费用没有分开，这不是王莽不懂，而是当时的习惯做法。如下例中他所讲的成本，又包括费用在内。“诸取众物乌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班固：《汉书·食货志》。]在山泽地带，从事生产和经营山货、畜产品者，以及家庭手工业、商贩等行业，系按照下列公式计“贡”：

       贡(税)＝[收入—成本（包括费用在内）]×10％

       有关盈利、成本、费用三个不同概念，以及它们在官厅会计核算中的具体运用，虽然是王莽所推行的经济政策的产物，但它更清楚地说明王莽其人当时对盈利、成本及费用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据《汉书·食货志下》记载：“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售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计其贾而三分之，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曲本贾，计其利而计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糟灰炭，给工器薪樵之费。”这段话的意思是，政府经营酒专卖，以二千五百石（《汉书·食指志下》谓“每石为一百二十斤，二千五百石为三十万斤”）折合为三十万斤为一均，作为一个地区规定出售的标准量。酒店分销以“五十酿”为限度。每一酿耗用原料粗米二斛，曲一斛，可生产成酒六斛六斗。每斛成酒的标准价格系按照下列公式进行计算确定：

       粗米（2）×月初单价 + 曲（1）×月初单价
       每斛成酒的标准价格=3

       这样，按照上述公式计算，三斛酒的销售价格便等于所耗用原材料的价格。然后以六斛六斗酒的产量乘以每斛每斗酒的销售价格，再减去“米曲本贾”（原材料的价值）以求得酒的销售毛利（售价—原材料成本）。最后讲的是盈利的确定和计取方法：将毛利分为十等分，以其中的三分作为补偿各种人工、燃料、用具的消耗，以及工资等项费用支出，其余七分便为盈利。根据这种计利办法计算，每消耗二斛米、一斛曲便可得到相当于一斛六斗八升米和八斗四升曲的盈利，其盈利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四。

       从酿酒计利的实例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计取盈利时，已初步把成本、费用、盈利这三个概念区别开来，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进步。至于当时不把原材料以外的生产性费用支出列作成本计算范围，从统治者来讲还是另有考虑的。因为，这样做可以使产品产量与生产者的收入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从而可以刺激生产，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又体现出当时核算与管理的结合，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证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

三、王莽理财思想的贡献及其改制失败的历史教训
       王莽执政尽管只有十五年，但在封建时代的历史上，进行经济改革所涉及到的范围如此之宽，改革项目如此之多，实施的速度如此之快堪称首屈一指。这与他在理财思想上的独到见解是分不开的。当时他已认识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根源，认识到具有垄断性质的商品由政府严加管制的必要性，认识到标准价格的重要作用，并发展了以往的平准措施，其中在设立官府赊贷以增加国家收入的措施上，既能按贷款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加以区别，又意识到利息来源于利润，这是他以前的思想家从未接触到的问题。而对成本的认识和应用尤为突出，他在许多经济政策中都把成本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而且在成本核算程序上周密精审，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西欧在中世纪以前也似无这样的记载，[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3页。 ]王莽关于成本方面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尽管王莽是一个极富思想的政治家和理财家，而且作风勤勉，励精图治，然而他建国仅十五年就垮台了。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改制和理财的失败，具体可归纳为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王田政策不符合时代的要求。王莽的本意是想恢复先秦时期的井田制度。但在他那个时代，想恢复井田已不可能。井田制适宜在地广人稀或者国家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推行，如中国西周分封制下的诸侯国，其推行时机则宜选择在天下初定之时。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变迁，已使井田制度存在的客观条件不复存在，但王莽却醉心古制，仍然实行。他这种做法，既忽略了时间性，也没有注意到空间性，因此失败是必然的。
       其二，过分重视制度，法令过于繁琐。王莽以为制度是万能的，所以他集中精力于典章制度的制定，将国家大事几乎都抛之脑后。由于他有这样的观念，导致了当时法令过于繁琐。要立典章制度，就必须拟定条文，所以，愈重视创立制度，颁布的法令也愈多，而法令繁多，则使人民无所适从，动辄得咎，注定是要失败的。
       其三，赋税太多且取之太急。王莽曾创行许多新税，到末年，对人民征敛更甚。不仅税重，而且苛扰，六管五均之制，其用意本来是好的，但在这种制度下，取之于民的范围也很广，而又取之过急，使百姓骤然感到租税的负担，从而对租税产生反感，终于诱发了社会暴乱。
       其四，币制复杂和通货膨胀。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和价值的尺度，因其如此，它需要单纯划一，并需要有健全的货币制度，即应当有健全的本位币和简单合理的辅币。然而，王莽的货币制度，却忽视了这一点。在历史上，从没有象这样复杂的货币。如此复杂的货币百姓当然使用不便，而仍然愿意使用当年的五铢钱。当法令要求必须使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复杂货币时，社会经济必然发生紊乱现象，终于演变为政治上的危机。此外，王莽推行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很可能是一种通货膨胀的做法。当时通货膨胀的程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其五，地主豪族的反对。王莽的王田政策，对豪族地主是很不利的，因而，遭到这般人的最强烈反对。在农业社会里，地主的地位和力量，正如工业 社会中的资本家，如果在政治上得不到地主的支持，甚至遭到地主的反抗，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就会不稳。这也是王莽失
败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