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儒家学派创始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从政期间，出于种种原因，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太大建树，但是他的经济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曾经提出“会计当而已矣”的会计观点，在他看来，在其位谋其职，会计要当的称职，在会计核算上“不失会计当直其多少而已”。

       同时孔子还提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财政观点，所谓“均无贫”就是共同富裕，“和无寡”就是社会和谐，“安无倾”就是安定团结。孔子认为，国家应该凭借政治权利改变一部分社会产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根据需要统一分配和使用，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

       《论语·里仁》中孔子曾提出“放于利而行，多怨”的经济观点，在孔子看来，依利行事，会产生很多怨恨，所以应当通过税收改变各阶层、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的产品分配情况，调节各方面的物质利益，从而指导、影响、平衡经济发展，从而达到统筹兼顾的目的。

       除此以外，孔子对于经济制度的观点也是十分独到的。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实行的“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记录，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他认为民众不富足，国君是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曾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而这很好的体现了孔子“富民”的思想。不仅如此，他还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孔子认为：“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也就是孔子所提倡的“节用而爱人”的理念。

       总而言之，孔子“仁”的理念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体现。

       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先祖是宋国贵族，父亲叔梁纥曾任鲁国的大夫。孔子幼年家贫，学无常师，博闻强记，才学过人。二十岁始聚众讲学，有弟子三千多人，身通六艺者72人。五十岁后从政，曾在鲁国担任都宰、司空，后升任司寇并代摄相事。不久辞职，带着门徒周游列国，宣扬儒家学说。晚年回到鲁国，致力教育，整理文献。他逝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将他的言论整理成《论语》一书，后来《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构成儒家的经典著作，称为“四书”。四书中后很多重要的治国理财思想对于今人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有“半部论语治天下”，“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公室卑微，大夫兼并”，横征暴敛，战祸连绵，社会分化动乱的时代。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企图解救当时社会矛盾的产物，他希望恢复周文王、武王所推行的制度，反对诸侯之间互相征伐，要求社会安定，主张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要约束自己的贪欲，一切按照礼的规定行事。统治者要以礼义、仁政治天下。财政分配也要符合这一原则。

       一、在财政收入方面，孔子主张藏富于民，反对横征暴敛。在回答弟子子贡关于如何处理政事的问题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可见在民食与军备之间，孔子是将民食放在第—位的。他认为首先要保证老百姓有饭吃。其次才谈得到保证军备需要。而当时的传统观点则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证军备需要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而也应该是财政的基本原则。孔子明确地将保证军备儒要放在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之后，是财政思想史上的一个转变。这一观点的形成与孔子早年长期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是分不开的。

       《论语》一书中孔门弟子的言论也代表了孔子的思想。孔门弟子冉求所说的“百足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实际是孔子的主张。此言意即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有充足的税源；如果将百姓盘剥净尽，则财政收入亦无保证。孔子认为让百姓得到温饱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富裕对统治者来说是惠而不费的事。孔子行到卫国，见卫国人口众多，不禁脱口赞道：“庶矣哉！”冉有问道：“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说：“富之”(《论语·子路》)。此外，孔子还说过：“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这些言论都体现了孔子藏富于民的思想。

       孔子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他主张“敛从其薄”。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鲁国的季孙氏想按田亩征税，改变过去有军旅之事临时按丘征调军赋的办法。他“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志，待子而行，若之何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左传·哀公十—年》)。可见孔子对于增加赋敛是十分不满的。当其弟子冉求为季氏聚效财富时，孔子愤然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二、在财政支出方面，孔子主张节用。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也是符合“仁”这个总原则的。节约财政开支，爱惜民力，役使百姓不要耽误农事，都是仁政在财政方面的具体措施。

       孔子对于主张节用的人十分赞许，“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盲必有中”(《论语·先进》)。这段话意为鲁国要修建新的金库，孔门弟子闵子骞说：仍用旧的怎么样，何必建新的呢?孔子称赞道：这个人平时不爱讲话，一开口一定很中肯。

       孔子在财政支出上，主张以礼为规范。即按贵贱等级的要求分配财富。他强调“贵贱不惩，所谓度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贵贱等级规定不能错乱，身份不同，待遇也就不同。应做到用不伤义，俭不违礼。太奢侈了，浪费财物，既是不义的行为，也是越礼的表现。有人间孔子，管仲懂得礼吗?孔子说：国君的大门口树立屏风，管仲也在大门口树立屏风；国君为了和别国的国君友好交往，在堂上设有放杯子的台子，管仲也设这种台子，这样不顾等级身份，越礼摆阔，那还懂得礼节呢(《论语·八佾》)。太节俭了有失礼的要求，孔子也反对。子贡打算把每月初一祭祀祖庙的那只活羊去掉不用，孔子极力反对，认为这是俭而违礼的作法。他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用财越礼、失礼都不符合礼的规范，在实行中容易出偏差，两者比较，哪一种可以宽容呢？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就是说，按礼的规范，与其超过标准，不如降低标准。奢侈了就会越礼，不谦逊，太节省了，就显得寒酸固陋。与其越礼，不如固陋。这是把强调礼和强调节用两者结合起来。他称赞大禹既节用而又重礼。他说：“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敲冕，卑宫空而尽力乎沟恤”(《论语·泰伯》)。大禹平时节衣缩食，祭祀时礼品多而礼服华美，孔子认为他是一个挑不出毛病的完美人。

       三、在财政管理上，孔子主张天子集权。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如果国家的治国理财大权落入诸侯或“陪臣”的手中，很少有不垮台的。

       孔子还强调，国家理财要注重人民的利益，“君子之道，……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这也是他倡行仁政所要求的。在儒家看来，君主行仁政，争取民心，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人民就为他努力生产、创造财富。这样，国用也就充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