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是周武王姬发之弟。周文王姬昌还在世时，周公非常孝顺，忠厚仁爱，胜过其他兄弟。到姬发即位，旦经常佐助辅弼姬发，处理很多政务。姬昌受命七年驾崩，姬发即位，仍然以太公望（姜尚）为国师，以周公旦为辅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为得力的助手。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这一点与太公不同，因此，无论军国大事，还是其他的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

       汉初大思想家贾谊评价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周公曾先后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平定三监之乱后，大行封建，营建成周(洛邑)，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与发展周朝统治上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营建洛邑。相传他制礼作乐，制定和完善宗法制、分封制等各种制度，使西周奴隶制获得进一步的巩固。

       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他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圣之一，孟子首称周公为“古圣人”，将周公与孔子并论，足见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为大儒，汉朝的刘歆、王莽将《周官》改名《周礼》，认为是周公所作，是其致西周于太平盛世之业绩，将周公的地位驾于孔子之上。直到唐开元时期，有着强烈权力欲的唐玄宗作为皇帝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时期主政以及西周末期周厉王出奔后的“周召共和”，于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庙供奉的资格，改以孔子为主。

　    周公旦“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影响了后世几千年。    

       周公的成就从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来看，主要为军事上，周公在周王朝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二次克殷，统一东方，建立以成周为中心的军事中心；政治上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嫡长制以及分封制；文化上制礼作乐集周礼之大成。

军事成就

二次克殷
       灭殷后的第三年，公元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掉。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周公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奭。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前1023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稳定周朝的统治。
周公以商朝灭亡和“三监”等武装反叛活动为鉴，特别重视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术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主张充分发挥“颂”“诰”对奴隶主及平民的教育作用，并提出以治绩考察、选任官吏的原则。

八师戍守
       二次克殷之后，周公认为有必要扩建直属国家的武装力量，于是对三监的军队进行收编，又另建了一支八师，主要由周人组成，驻守在以新筑的成周为中心的的河洛地区的政治中心，戍守周天子，所以称为“成周八师”。成周八师，西周周公东征后，开始驻守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的军队。大约二万人。主要任务是镇抚南夷。
       周公将殷移民迁到成周城，又收编西周时期驻守商故地的军队，建立殷八师，大约二万人。主要任务是镇抚东方及监视殷遗民。[29-30]
同时，编制西六师，保卫以镐京为中心的周人兴起之地的西土，因位于西部，所以称“西六师”，主要由周人组成。
成周八师、殷八师、西六师由周天子亲自委派的大贵族或大官僚担任指挥官。由此可见，周天子掌握的军队有十数万人之多，这就有效地保证了奴隶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政治经济
       在政权与各种制度的建设方面，周公继承损益前代制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例如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等，井然有序，使政治上有君臣上下之分，有等极之别：在宗法上有大宗、小宗之别；在经济上上分公田、私田，使民不失耕。
       周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继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却以武王姬发为太子。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经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起到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则视为甥舅关系。血缘婚姻关系组成了周人的统治系统。

文化成就

       在文化上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的道德规范，制定了完整的礼仪仪式，此外周公曾提出“敬德保民”，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如《金縢》《无逸》等。周公对易经创作也有贡献。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为圣人。周公思想对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汉代儒家将周公、孔子并称。

完善礼乐
       周公制礼，是周公一生最主要的功绩之一。礼发源极早。“礼”字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据《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判断，最初的礼只是人们祈求鬼神的特定仪式。周公“制礼”则是为了满足安排祭祀秩序的需要，根据血缘关系和等级身份，分别制定尊卑之间，长幼之间，亲疏之间各自的不同行为规范。周公之“礼”，把礼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淡化，从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等应该遵行的礼仪出发，最终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依据和标准。
       孔子曾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初的礼乐是沿袭夏、商而来的，不过，在周初，由以周公为首的西周贵族陆续加以厘定、增补、汇集、渐渐成为法定的制度。《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夏商的礼乐主要用于敬神和庆典；《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荀子·礼论》云：“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经过周公修订的礼乐，则主要是用来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和宣扬道德理想，与其说周公制礼作乐，不如说周公对殷礼进行了一番改造以适应新生的政权。
       周公制礼作乐，并非仅仅是改造殷人的祭祀典礼和置换典礼所用之乐歌，而是涉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这些不同于殷人的社会制度，虽然不一定是周公制礼作乐时亲手制定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周公在摄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奠定了周代社会制度的基础。
       可见，周公制礼作乐，并非是前无所因的创举，而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损益夏商旧礼，结合周族原有的习惯，制定出的一套调整宗法人伦制度和行为规范体系  。
       作为“人情所不免”的乐，本就是随人类文明而发展。在中国，如果从贾湖骨笛形成完整音阶形态算起乐在中国至少有九千年，乐既反映和表达人的情感，也显现多种功能性意义，但乐为礼制用途如此彰显的确应从周公始。乐本无所谓礼与俗，当乐与礼制仪式相须且固定为用形成常式与风格，当依等级观念在使用过程中按用乐类型乐器拥有数量和乐舞承载人数之多寡分出尊卑贵贱，也就成为“为用”理念下的定势。中国的用乐传统由此形成两大主导脉络或称两大体系，即礼乐和俗乐。所谓乐分礼与俗，恰是因有了礼制用乐方显俗乐意义没有礼也无所谓俗，从这种意义上讲，周公开国家意义上功能性用乐分类的先河。

敬天保民
       周公制礼，着眼点不限于诸侯，他较多关注下层庶民。在平三监之乱后，周公封胞弟康叔于商都朝歌。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周公先后发布了各种文告，从这里可以窥见周公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制定下来的各种政策。周公曾先后给卫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
       他告诫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酗于酒，淫于妇，以至于朝纲混乱，诸侯举义。他嘱咐说：“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求访那里的贤人长者，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其次务必要爱民。”周公旦又把上述嘱言，写成《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作为法则送给康叔。周公写作三篇文告给予康叔的原因，一则是康叔统治的为殷人腹心地带，问题最尖锐最复杂；二则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监反周所据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战争胜利之后，康叔受封也比较早。《康诰》《酒诰》《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在连续两次大动荡之后安定下来，使殷民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但又不是一味迁就，对饮酒成风，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气的。康叔到殷墟后，牢记周公旦的叮嘱，生活俭朴，爱护百姓，使当地吏民安居乐业。
       《康诰》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内容不外是“明德慎罚”。周文王因为“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罚”，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罚不可滥用，有的案情要考虑五六天，十来天，才能判定。至于杀人越货，“不孝不友”的，要“刑兹无赦”。文告中反复强调“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诫康叔要勤勉从事，不可贪图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能“明德慎罚”才有天命。“明德慎罚”也不是一切照旧，而是参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诰》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发的。酿酒要用去大量粮食，这种饮酒风习在以农业起家的周人看来，简直无法容忍。周公并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庆典的时候还是可以喝一点。群饮是不行的，不可放过，要通统捉来“以归于周”“予其杀”。“予其杀”是我将要杀，未必杀。所以“归于周”，是不要给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杀人”的印象。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应该引导殷民去“艺黍稷”即种庄稼，也可“肇牵牛，远服贾”，去经商养父母。殷代先王，从成汤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况敢聚会饮酒了。至于工匠饮酒，另当别论，不要杀，姑且先进行教育。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是十分鲜明的。
       《梓材》也还是提倡“明德”，反对“后王杀人”。至于民人之间，也不要相残害，相虐待，乃“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杀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会出现安定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要象农民那样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沟；象维修居处那样，勤修垣墙，壁上涂泥，顶上盖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涂上黑漆和红漆。总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万年惟（为）王”。
       三篇贯穿一个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给殷民一个虐杀的形象，处罚要慎重，要依法从事。至于改造陋习——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导，三是区别对待。做为统治者，要勤勉从事。
       《康诰》《酒诰》《梓材》是周公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方略，而《多士》是对待迁到洛邑的殷顽民的政策。洛邑建成之后，这批建城的殷顽民如何发落。自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多士》是周公向殷顽民发布的文告。全文分作两大段。第一段是攻心，让殷顽民服从周人统治。理由是你们这些殷士不好，上天把大命给了我“小邦周”，决不是我“敢弋殷命”“敢求位”。这如同你先祖成汤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样，也是“上帝不保”夏桀。我把你们从“天（大）邑商”迁到西土，不要怨我，我是矜怜你们的，这也是天命所在。第二段内容是宣布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就地安居，有你们的田地，有你们的住宅，“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如果你们能顺从听命，有德，还被任用。上天会可怜你们，否则，你们不但会失去土地，而且我还会把上天的处罚加在你们身上。

明堂朝觐
       古代建都城，在国之阳位，要设一取象天地而上圆下方、四周圜水的建筑。为布政之宫，四户八牖，以便声教四达，称明堂。《考工记·匠人》周人明堂条郑氏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记其多种功能：“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则曰大庙，取其正室则曰大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时之学则曰大学，取其圆水则曰辟雍，虽名别而实同。”《诗·周颂·我将》表明曾“祀文王于明堂”。
       明堂在周初，最重朝诸侯之用。当诸侯方国朝见周公时，周公以天子身份，背负斧纹屏风，面朝南而立，诸侯贵族按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高低，依次站在周公对面的中阶之上，东西阶和门东西，夷、蛮、戎、狄分站在东、南、西、北四门之外，较远的九采站在南面的应门之外，极远的四塞每世一来朝，告新君即位而已，不安排固定的站位。
       这般一丝不苟精心安排的诸侯朝觐天子的礼仪，无疑能十分明确天子诸侯之间尊卑上下的等级，使各安其位以维护统治秩序，这就是周公制礼的目标所在了。关于这次明堂活动的时间内容，《明堂位》说的正是周公“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颂·清庙序》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孔颖达《疏》：“成洛邑在五年则朝诸侯在六年，明此朝诸侯与《明堂位》所朝为一事也。”那么《礼记·明堂位》所载周公朝诸侯于明堂，是周公营建洛邑成功之翌年，一系列庆典活动的一部分，此外还率诸侯庙祭文王，又颁度量，推进政令之划一，并以制礼作乐，为他这一年工作的重心，结果“天下大服”，周公的事业达到成功的巅峰。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因封地在周地(今陕西岐山附近)，故称周。他曾协助周武王灭商，并与召公共同辅佐成王摄政，是周期典章制度的创立者，也是我国制国家建立后将治国和理财关系置于重要地位，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位奴隶主专政下理财家，他的理财成就，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勤政裕民”作为治国理财的指导思想。周公总结了商纣王骄奢淫逸，导致众叛亲离最终败亡的教训，在辅佐成王摄政后，强调了“勤政裕民”，因此在位者不能贪图安逸享受，要了解五谷杂粮来之不易，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不滥用百姓交纳的贡赋，从而受到人民拥戴。还特别指出，当权者如果不勤政裕民，结果造成后一代的人轻海父辈，忘却创业之难。他一方面以勤政无逸劝导成王，另一方而则针对当时赋税制度订立了施惠于民要厚，用民力要平，收租税要轻的三条裕民原则，付诸实施，使当时一度出现了粮仓饱满，社会安定的局面。

       勤政裕民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财政经济思想，几千年来历代理财家提出的治国理财良策多以此为本，影响深远。

        二、以“式法制财”作为财政管理的规范。武王克商建立了酉周王朝(公元前一O二七年)以后，把战争中夺得的土地和俘虏分给他的亲属和功臣，实行分封制，由诸侯分区管理，以辅佐王室。周王朝对分封的诸侯、臣民。除了用礼、乐、征、伐(以思想教化和征伐刑罚使之服从王室政令)、朝聘(定期述职和巡察)和任命官员等方法加以控制外，还通过“式法制财”的办法，保证奴隶主国家各方面的需要。所谓“式法制财”，实际上是制定一套管理国家财政收支的控制办法，使之上下遵守，相互制约，以提高理财效率。它的主要内容是：

       (1) 以“九职”任“万民”。规定九种职业，各尽其力来发展生产，增加财用。“九职”是：三农，生九谷(指在高原、低湿和平原等土地上从事垦殖的农民，生产各种谷物)；园囿，毓草木(园艺工人，培育瓜果蔬菜)；虞蘅，作山泽之林(管山川林泽的工人，生产各种材物)；薮牧，养蕃鸟兽(畜牧工人，繁殖鸟兽)；百工，饬化八材(各种工匠，将材料制成各种器物)；商贾，阜通货贿(商人，要使货物流通)；嫔妇，化治丝枲(女工，治理丝麻，织布缝衣)；臣妾，聚敛疏财(奴婢，采集野生果实之类之桑)；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佣工，从事杂务)。

        (2) 以“九赋”敛财贿。规定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有九个方面：邦中之赋，四郊之赋，邦甸之赋，家削之赋，邦县之赋，邦都之赋，关市之赋，山泽之赋和币余之赋。前六项按照地区远近不同征土地产物，邦中指王畿所在城廓，四郊、邦甸、家削、邦县、邦都指离王畿一百至五百里地区的定名，关市之赋指商旅税，山泽之赋指矿，渔、林业产品税，币余之赋指不属于以上各类的其他赋税。

         (3) 以“九贡”致邦国之用。规定王室收受各地诸侯贡赋的内容种类所谓“九贡”是指：祀贡(祭祀用的牲畜和滤酒用的茅草)，嫔贡(王室婚嫁需用的皮革和丝织品，器贡(宗庙用的器物)，币贡(衣着及采绘的丝织品)，材贡(建建筑用木材)，货贡(王室玩好，贵重的珠玉龟贝之类)，服贡(祭祖用服饰)，游贡(装饰用羽毛之类)，物贡(九州以外地方上贡的各种特产品)。

         (4) 以“九式”均节财用。规定了当时奴隶制国家支出的项目内容。包括祭祀之式、丧荒之式、馐服之式、宾客之式、工事之式、币帛之式、刍秣之式、匪颁之式和好用之式。对祭祀、招待、丧事、凶荒、王者膳食衣服、冬官百工制作器物、聘问交际、饲养牛马、颁赐群臣、王者宴会及恩赐群臣等所需支出，都作了明确规定。

        (5) 所有财政收支由太宰负总责，并由太府全面掌握。财政预算收支计划由司会办理，帐目记录由司书担任。所收的贡物分别由玉府(凡金玉玩好、兵器、贵重物品及土特产品归玉府收藏，作为天子的内库)、内府(收受九贡九赋的货物等归内府，以备各地主要需用)、外府(专掌邦布入出，以其百物，备各邦一般支用)负责收贮出纳。天官冢宰掌支出，地官司徒管收入。收支层层都有控制，相互明确职责。对一切收支还要求按日按月按年进行记录考核，年终还得盘点清楚，相互牵制，各尽其责。

         (6)确定“量入为出”为财政预算的编制原则。规定“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即每年底根据国土大小，收成好坏，三十年留十年储备进行通盘打算，按预计收入来安排支出，以此制国用。

         (7)明确规定自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官吏职责任务分工，以及征收赋税的名称、内容、征收对象、期间，定期向中央办理财政收支决算报击、会计登帐考核，以及国库出纳。并要求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即从国君到官吏协调一致来管理财政，以取得人民拥护。“九两”是：牧，以地得民(国君，以管好他的土地取得人民拥护)；长，以贵得民(官长，以其所受爵位取得人民的尊重)；师，以贤得民(教师，以其道德教化取得人民的敬爱)；儒，以道得民(儒士，以其学识才能取得人民的信服)；宗，以族得民(大家族主，以敦睦宗族取得族人敬爱)；主以利得民(主人，以给人货利使人感激)；吏，以治得民(官吏，以其治理有方，取得人民信任)；友，以任得民(朋友以相互信任取得支持)；薮；以富得民(主管薮泽官员，以领导人民生产得益取得人民拥护)。

       这套“式法制财”的办法，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也部依此而演变发展，应该说是中国财政史中最早的比较完备的一套财政制度汇编。从中可以看出，自有奴隶制国家以来，财政就成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县。

      三、以‘授田制禄’作为财政预算分配的原始形式。夏商周三代的国家财政支出，称为“国用”，国家支出和王室费用混而不分。周王朝实行 “分封制”的同时，对王室经费的来源、用途和库藏分别作了规定，有专职部门分工善司其责，对所有诸侯、国君的经费支出，则是以分田赐奴作为俸禄，不再另拨经费。

     “授田制禄”就是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实行世卿世禄制。分田就是分禄。据史书记载，授田制禄大概如次：王朝的三公，各授田三万二千亩(古一亩百步，今一亩为二百四十步)；卿，二万四千亩；大夫，一万六千亩。列国的公侯、君，三万二千亩；卿，三千二百亩；大夫八百亩。上士，四百亩；中士，二百亩；下士，一百亩。列国的伯爵、君，二万四千亩；卿，二千四百亩；大夫以下同公侯等。列国的子男爵、君，—万六千亩；卿，一千六百亩；大夫以下同公侯伯爵等。

      受封的各级奴隶主，以定期贡赋作为义务。在授田范围内，享有使用土地和奴隶的权力，并可由子孙世袭。但周天子有权收回土地和奴隶，另行分配。诸侯对所属卿、大夫、士也是如此。在奴隶主国家建立初期，使大量的土地与奴隶劳动力依附在一起，以劳役地租“九耕其一”的方式无偿地为奴隶主提供生产物，政府则以“什取其一”向奴隶主征取一定的贡赋，这对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是起了一定推动作用的。对各地分封诸侯的财用支出，王朝不再支付，办法也是比较简单的。但随着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和奴役，奴隶们被驱集在公田中劳动，很难顾及私田部分，从而不断进行反抗。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诸侯贵族相互掠夺土地和劳动力情况的出现，这种授田制禄的办法，也因私有土地制的陆续产生和井田制的破坏而无法实行了，仅仅是作为一种原始的财政分配形式而已。

       周公的以“式法制财”，给予后人的启示主要是：理财必须有一定的管理制度，使上下有所依循；国家的财政收支一定要有预算，并且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统筹安排，合理使用；财政收支专项内容的组成、用途的划分和管理部门的职司一定要有明确规定，使各守其责，各尽其分而能配合协调。式法，就是有一定的规范，按一定的程序办事，用以控制财政，使收入有保证，支出能满足，以发挥财政作为巩固统治基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