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中叶（前155—前152年），桑弘羊出生于河南洛阳的一户富商家庭。家乡独特的社会环境对桑弘羊的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家庭的蒙学教育与父辈的熏陶下，桑弘羊自幼对数学及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少年时期的桑弘羊就深谙算术和经商之道，并能帮助家庭进行一些理财活动。

       汉景帝末年（约前142年），年仅十三岁的桑弘羊以“精于心算”名闻洛阳。汉廷诏书，特拔桑弘羊入宫（一说捐官入宫），任为侍中，侍奉汉武帝兼陪读。

       元鼎二年（前115年），鉴于桑弘羊在理财上显示出的突出才干，武帝提拔桑弘羊为大农丞，担任大农令（掌管财政的最高官员）的副手，统管会计事务。桑弘羊在出任大农丞的五年里，先后参与并圆满完成了几项重要任务，初步展现出卓越的理财才能。假民公田，即国家把一部分公田（官田）以租借的名义分给丧失土地的农民，然后向他们征收相当于田租的“假税”，是安抚内地流民的一项举措。  在桑弘羊的领导下，大大扩充了租借于民的公田数量。桑弘羊掌管财政大权后，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对郡国盐铁官分别予以整顿，并增加了盐铁官的设置地区。据统计，经过桑弘羊的努力，一共设置了三十五处盐官（一说三十六处），分布在全国二十七个郡[，盐铁官营前，这些地区的私营盐业都非常发达，国家对它们采取征收盐税的政策；铁官则至少设置了四十八处，分布于四十个郡国，所有铁官均由大司农所属铁市长丞掌管，基本完善了盐铁官营的管理系统和经营网络。由于资金雄厚和人力充足，在盐铁官营全面实施后，它们的生产规模都迅速扩大起来。均输法最早由桑弘羊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创立，并在部分郡县试行五年。均输法规定，凡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的物品，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出售。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商贾的中间盘剥，大大降低收购的成本，又可以免除郡国向朝廷输送贡物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同时还可以流通物资，并随时调剂国家所需要的物品。而朝廷不费分文即得到了各地的土特产品，并通过这些物品的转运贩卖获得巨额的利润。天汉元年（前100年），桑弘羊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除了继续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财经政策外，所采取的最有影响的理财措施就是实行酒类专卖。
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上官桀等筹划政变，由鄂邑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拥立燕王刘旦。公主门下的稻田使者（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燕仓发觉了他们的阴谋，于是昭帝、霍光在政变未发动之前，先发制人，将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桑弘羊亦牵连被灭族。

       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无论古代还是当今，桑弘羊的财政调控思想都有着难以否定的积极作用。虽然商业不能直接创作财富，但它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却可以带动和刺激其他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间接有助于”创造财富，而且商业利润的垄断，对国家来说即等于“创造”了财富。

       桑弘羊生于汉景帝五年，即公元前152年，出身洛阳商人家庭，本人精于算账善于理财。十三岁开始作汉武帝的幕僚侍中，此后二十五年，他一直作侍中，其间他不但取得了汉武帝的信任，而且了解到汉王朝的内政外交，特别是关于对抗匈奴的战争和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这为他以后参加王朝的理财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元鼎二年，即公元前115年，桑弘羊三十八岁，升任大农丞，此后有先后担任大农丞、治粟都尉，御史大夫等职，在职掌国家财计大权三十余年间，他完成了国家货币的统一，大力推行盐铁、酒专卖，均输、平准等理财政策与措施，作为当时国家不可缺少的理财家，武帝对桑弘羊十分信任和倚重。为汉武帝时期财经改革和政策制定与推行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汉武帝富国强兵，从而开疆拓土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对后世理财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位高权重，因此难免招致各方的嫉妒和怨恨，武帝去世后，桑弘羊因涉燕王旦谋反事件被杀，全家也被株连，时年七十三岁。

     一、主要理财政策与措施

       如前所述，桑弘羊主持财政期间正值国家多事之秋，三十余年间朝廷几乎年年出师，所需军费之多难以想象。桑弘羊的理财政策，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战时财政政策。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个事实，中国古代国家主要税源是田赋。由于吸取秦朝贪暴亡国的历史教训，汉初实行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似乎已成为汉代政治传统，无论哪一代皇帝，纵使有财政急需，也不敢多征田赋。因而，武帝时桑弘羊的财政政策大多借助经济手段来实现，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专卖、均输、平准和统一币制等，试分述如下：

1.专卖政策

       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曾借助实行盐铁专卖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桑弘羊是管仲以后实行盐铁政策最成功的一个人。汉初盐铁是采取放任政策的，当时富商大贾，差不多都是靠冶铁、煮盐致富的，而有些诸侯王国甚至依靠盐铁之利制造政治危机，譬如吴王招徕流民，煮海为盐，竟至叛乱，富商大贾，不仅不佐国家之急，而且还抬高物价困扰百姓。盐铁归政府专卖，不仅可以杜绝豪商贵族谋利，消除政治上的危机，而且还可以使国家财政得到广大的税源。

       桑弘羊推行的国家专卖政策主要包括盐、铁、酒三个方面。关于盐的买卖，西汉前期国家采取放任政策，允许私人经营。元狩六年（前117年），由东郭咸阳和孔仅建议进行盐专卖，即由私人负责煮盐，而其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故这一时期国家只是垄断盐的流通过程。桑弘羊接管盐铁事务以后，他扩大盐铁官在郡县的设置，使专卖制度在全国推行，成为封建国家主要财政政策之一。在盐的方面，由政府供给煮盐的器具，按人发给工本，不许百姓私煮。关于制盐资本，由人民自筹，以免增加国家负担。如果有违法私煮的，便以铁鈇著其左脚趾以代刖，并没收其器物。在铁专卖方面，桑弘羊坚决主张严格控制铁的生产，防其“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他积极扩大铁业的规模，故而桑弘羊主张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同时由国家实行垄断。天汉三年（前98年），桑弘羊实行“酒榷”，即禁止民间私自酿酒贩卖，由官府统酿统售，后因遭到反对派的攻击而被废除，改为民间私酿，交纳酒税。此后，酒专卖成为后世继起的各封建王朝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

       桑弘羊采取的这三种国家专卖措施在垄断方式上各具特点。对盐侧重控制其流通过程，对铁则是对生产和流通同时加以控制，而对于酒则专门控制其生产。这些都必须对被垄断商品的性质及其生产和流通条件作过仔细研究后，才能决定出其适当的垄断方式。专卖政策实施的最大功效在于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使军费等政府开支有了保障。而就制造技术及对社会经济影响方面讲，也有如下利益：其一，铁器产品大多标准化且坚柔适度；其二，平价发售便于百姓使用；其三，有专门的技术人才做指导，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产品的质量。但是，专卖政策实施后，也发生了诸多弊端：如成本高、价格贵，购买不便利等。政府卖不掉，就向人民摊售，导致贫民有淡食木耕的。然而这些弊端，都可以说是行政方面的流弊，而不能归咎于政策和制度本身。桑弘羊代表着封建中央集权的要求，其专卖政策损害了诸侯豪民、富商大贾的私益，因而遭到他们及其代言人文学贤良们的反对是必然的。但在当时情况下，桑弘羊的专卖政策利大于弊，无疑是正确的。

2.均输与平准政策

       为避免郡国诸侯各以其土地的产物作为贡纳转运至京师，而造成种种麻烦和损失浪费，改由政府设官，搜集各种贡纳物转输至京师，这种制度称为均输。均输之制实行不久，便发现不但可以节省运费，而且有调节物价的功能。于是在京师设官，搜取天下货物，物价腾贵时出售，物价低落时收买。结果导致富商大贾无所获利，而物价却得到调节，不致暴涨暴跌，这种制度称为平准。

       均输的意义就是运用国家的力量，将各地所生产的货物通过运输流通加以调剂，使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以做到货畅其流，并以国家代替商人经营，以打破私人垄断的格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均输类似行商的工作，分设在郡国；平准则类似坐贾的工作，只在京师设立。最终的目的，在于“抑天下之货，而平抑其所在时价，”以使“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所以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说：“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其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总之，这二者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用，而桑弘羊先后做出了实行二者的榜样，唐代大理财家刘晏所致力的“转运”事业，也是从桑弘羊这里学习的。正因为桑弘羊能推广并配套使用这两种方法，所以，“一岁之中”（元封元年）就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实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实际，不仅元封元年是这样，往后多年也是如此，如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所说：“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蓄，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均输、平准不但解决了军费，而且救济了灾民。

       均输与平准有财政上的目的，同时也是经济统治的一项政策。二者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性质上却极其相近。就政策实施的程序而言，均输在前，平准在后。均输既减轻了各地输贡的负担，又节约了人力、物力和运输费用，同时还避免了各地因路途远近不同而造成贡输负担不均的问题。均输本身不能增加财富的数量但却可以通过互通有无提高财富的使用效率，符合成本效益原则。而“平准”初衷主要为稳定物价，又防止奸商操纵市场和价格，同时贱买贵卖也增加了财政收入。均输、平准之制原是因为盐铁运销而发生的，后来又应用于其他商品。不仅武帝时取得巨大成绩，后来盐铁、均输、平准三大政策，成为汉王朝的定制，经过昭、宣、元、成、哀、平六世而无所变更，元帝时，曾罢盐铁官，不过三年又行恢复。可以说这三大政策与货币统一，和汉王朝相始终，对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巩固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均输平准，在制度上本是利民的善政，但实施的结果，并没有理想的那样好。这是因为：其一，桑弘羊的政策，太偏重于财政目的，而忽略了民生需要；其二、行政方面人事上的流弊，使这一善政竟不免损害人民利益。

3.统一币制

       币制的统一问题实质即是钱币的重量和铸币权归属的问题。我国自战国时已开始使用金属铸造货币，不过各国之间，制度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各种制度统一成为必要，这一时期也实行过货币统一政策，币制规定为两等，黄金以镒为单位，名曰上币，铜钱半两，名曰下币。汉初，政府对货币的铸造权并不是垄断的，有时准许人民自由铸造，有时又禁止人民自由铸造。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货币的使用日益增多，由于钱法不严，私人盗铸之风愈演愈烈，以致币值日益混乱，不仅大小轻重不等，而且质杂不一，流通使用很不方便。武帝即位后，于建元元年（前140年），实行三铢钱，又于建元五年（前136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但由于钱法执行不严，私人盗铸之风仍然盛行，这不仅造成币值混乱，而且私人囤积很多，并大量流向土地、高利贷以及各种投机领域。在当时中央政权再度加强之后，武帝为了堵塞兼并之途，并直接掌握货币发行，更重要的是解决当时的财政危机问题，便于元狩四年（前119年）冬，实行白鹿币政策和造银锡为三品以赡用。同时，为了扩大货币流通，又增加了多种货币，除改半两钱为三铢钱外，还有皮币一种，白金三种，这是初步实行统一货币政策时的一些措施。其后因三铢钱轻，易于伪造，又于元狩五年（前118年）令郡国改铸五铢钱，但由于郡国铸钱，民间私铸，所铸的钱大多比标准重量轻。为了适应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又铸赤仄钱，但赤仄钱民间不认，于是朝廷又于元鼎四年废除赤仄钱。翌年，即元鼎五年，完全禁止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并布告天下，非三官钱不得使用，各郡国所铸铜钱一概销毁，而将铜输于三官，由政府统一铸造五株钱。这样，在文帝时，贾谊统一货币铸造权于中央的建议，在武帝时，由桑弘羊使之成为现实。当时所铸造的五株钱，在重量、形式和名称上，都成了历代铸币的标准。货币由国家发行可使货币得到人民的信任。桑弘羊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初就提出货币要由国家统一发行的思想，比欧洲提出类似观点早了一千二百年，这说明，货币统一发行的思想，如果不是一个很早就已在政治上统一的大国中，是很难出现的。

       总之，桑弘羊等人在汉武帝时，所推行的一系列财经统制政策，对当时国家财政力量的充裕和地方兼并势力的打击，以及保证军事战争，水利建设，荒灾赈济等各方面支出的需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有不少的理财措施，跳出了过去偏重于农业生产和增加赋税收入这个圈子，主张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运用商业经济原则来充实财政，这对解决财政负担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由于封建政治本身的腐朽性，则不论专营也好，均输、平准也好，其结果都往往为官商勾结，假公济私等开辟新的道路，最终不过是残酷剥削，加重人民负担的种种借口，这种情况在汉朝如此，在一部封建王朝的财政史料中更是屡见不鲜，并且是花样百出，愈演愈烈。因之盐铁会议上的争论双方在当时虽是“异旨殊途，或尚仁义，或务权利”，但对广大人民来说，最后都是殊途同归，只不过是不同时期所采用的手段不同罢了，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一根本矛盾，将随着王朝的兴替而不断加剧，劳动人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间的斗争，则更加激烈，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且是无法避免的。

二、主要理财思想及其特征

1.计委量入广开财源的理财思想

       如前所述，在汉武时代桑弘羊出任大农丞、治粟都尉（代管大农令事务），及大司农的将近三十年里，他极力推行盐铁、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重要政策和措施，这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奠定了汉武时代文治武功的经济基础，成为维护封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制的经济支柱。考察桑弘羊为国理财所推行的全部财经政策和所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都离不开其“计委量入广开财源”的理财思想的指导。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财政来源主要仰靠田土之征，其收入之有限可想而知，故其财政收支一般不得不采取“量入为出”的原则。然而，随着封建经济关系的发展，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统治，凭籍增加土地租赋收入的竭泽而渔的办法，是根本不行的，同时出于缓和阶级矛盾的需要，必须广开财源，尽可能地从发展国家经济方面找出路，以济国家各项支出之所需。这是桑氏“计委量入”财计理论的立足点。在桑弘羊看来，农、工、商为国家开发财源的三个不同的渠道，如同等对待，便可以开而不绝，用而不乏。国家在掌握农业财源的同时，“笼天下盐铁诸利”，便可以“赋敛不增而用足”，达到既济国家之所需，而又利于百姓需要。 “计委量入”，即“量出为入”，这是一项与西周时代“量入为出”之制相反的财政收支原则。基于这种原则，国家财政工作的重点在于尽可能地开发一切收入来源，满足国家各方面之所需。对于各项支出尽可能作出实际的核算，以出有数，入有源，达到以出制入的目的。自然，这一原则密切地牵连到会计核算问题，要求有比较周密的会计核算。在费用支出方面，事前应有根据地分项作出预算，事后又分项进行正确的考核。在收入方面，除正确地进行分项核算之外，还必须加强对各收入项目的管理，以保证各项收入的落实。同时，对一定时期的财政收支状况，还需要通过“上计”的形式，由下而上地统一进行考核检查。这些方面，桑弘羊虽未论及，但是，作为贯彻“计委量入”之制来讲，这些又都是不可缺少的。

2.重视“上计”制度在理财制用中的作用

       桑弘羊在汉武帝手下任事五十二年，其中直接掌管中央财政实权有二十九年。财计史上著名的汉武帝四次受计（听取财计工作报告并据以决策和奖惩）均发生在这个时期，桑弘羊既然主管国家财计之事，这四次受计与他的组织筹划无疑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计臣，推行他们的财政政策，贯彻他们的理财思想，都脱离不开会计这个管理工具，无论自觉与否，他们总要把国计摆在他们工作的突出位置之上，可以讲，这是历代理财家一个共同点。

       汉代上计制度规定：岁终编制正本、副本两册“上计簿”，正本归档保存，副本由丞相掌管，供“上计”审核之用。“上计簿”中所列内容可分作四方面：

（1）财政收支基本状况。列示各类赋税征收数额和各项支出数额，以及各类财物本期结余数；

（2）人户、田土状况。包括人户、田土数目，可耕田地数目，农事丰歉情况，以及自然灾害情况等；

（3）官吏表现情况。包括财计官员和其他行政官员的表现情况。表现好的，可以迁升，表现坏的，可以罢职；

（4）其他情况。如市场物价情况、盗窃事件发生情况等。

       由此可见，“上计簿”仍然是综合性的报告。既包括财政、会计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政治、吏政，以及刑狱方面的情况。编写方法依旧采用叙事的方式，对内容的陈述尚嫌简单。不过，从整个报告看，会计方面的内容已占据主要地位，对收支数据的组合也较以往进步，这种报告已朝着数据组合式会计报告编制的阶段发展了。总起来讲，汉代的上计制度内容已经比较充实、完备，有了一套上下贯通一气的组织机构，以及比较完备的推行办法，这一制度对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经济利益，监督会计核算，加强经济集权发挥着愈来愈显著的作用。同时，汉代官厅的“计簿”（上计簿）的编制确立了中国中式会计报告的基本形态。后来的会计报告，以及唐代的《国计簿》、宋代及其以后的《会计录》，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桑弘羊主管国家财计工作几十年，又担任过八年的御史大夫，无疑是汉王朝上计制度的主要组织者和推行者，理所当然地，他对上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3.理财思想中的义利观

       义利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思想家们对此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重义轻利，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则主张重利轻义。武帝时期形成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定儒术于一尊”的局面，可是这时的儒术已经不是原来的面目，实际也未做到一尊的地步，即在政治、经济方面，如北征匈奴，实行铸币与盐铁官营等，还是以法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因为不如此，则不能完全满足雄心勃勃、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的需要，也不合于当时的国情。准确地讲，“外儒内法”才是汉代统治者的真正思想形态。

       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明确阐述他们的义利观，说明没有国防，便等于亡国，不搞备战，便等于投降，要想在无国防的情况下求过太平生活那是不可能的。而“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完全是保国卫民所必要的，如果这一关系国家前途和保障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都解决不了，也就无“义”可言了。同时由于贤良文学耻于言利，他们把工商业与利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耻于言工商业；桑弘羊不怕言利，因而也就不讳言工商业，相反他认为盐铁等工商业是生财之道，并举出历史上齐国“通利末之途，极女红之巧”，“财富货殖，世为强国”的例子，说明封建国家不仅不能轻视工商业，而且应该积极地干预，甚至掌握工商业的命脉，“修太公、管、桓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才能作到“上下俱足”，国富民强。

4.理财思想中的本末论

       贤良文学在义利争辩中，已明确指出武帝所推行的铸钱、盐铁官营等政策，是鼓励人民趋利背义的“与民争利”的政策，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并认为国家应该崇礼义，退财利，专心致力于农业生产才是本，舍此都是“末”；而现在用商业经营原则来理财，是在与民争利，万不可行。桑弘羊则根据秦汉以来王朝兴衰的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首先指出“富国强兵”是本，实行盐铁国营等统一国家财经政策的措施，就是为了保卫边疆，反对侵略，和保证军事供给的百年大计，是吸取“施仁政”搞“屈辱和平”而不能制止侵略这一严重历史教训的必然结果。其次，列举了自古迄今凡是励精图治的诸侯王国，都是按照当时当地的情况，通过全面开发经济，广辟财源，充实国家财力而兴起的，认为要治理好国家使之富强，决不能单靠发展农业这一条路，而应全面发展经济事业，农工商师，相互为用而不可偏废，国家的任务就在于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并集中财力资源，抓住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统一经营，进行合理调节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固本，说明盐铁官营不是与民争利，而是利国便民的措施。桑弘羊主张“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在重农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两千多年以前，能提出这种见解实属不易，这当然是以战国、秦汉时期的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为其背景的，但是许多见解都只停留在流通领域的观察上，而忽视了生产领域，这也说明其视野受到特定时代的局限。事实上，桑弘羊所实行的政策主要为了达到从地方势力与富商大贾争夺经济控制权的目的，桑弘羊虽然主张“本末并利”，但他重视的只是官营工商业，而对私营工商业还是持抑制态度的，这是因为，他不想因为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而造成兼并之风，削弱农业的发展。总之，桑弘羊认为富国强兵维护汉王朝的统治是本。农工商都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实行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等制度就是为富国强兵和巩固封建政权。虽然这些政策措施并不能减少封建政权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但实行了上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和削弱了豪强地主和富商大贾的兼并势力，使当时国家财政出现了“国用饶给，民不益赋”的状况，这对于巩固当时封建政权基础，稳定社会生活来说，具有积极作用。

5.理财思想中的国家干预主义

       武帝为了改变过去对匈奴卑礼厚币的屈辱和平政策和防止“七国之乱”重演，实行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这其中集中财权是其主要方面，而统一货币和盐铁官营政策，是其主要内容。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由政府统一货币的铸造与发行。汉初，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抬头，货币的铸造与发行又行分散，私铸盗铸成风。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开始用货币贬值办法加以抑制，但因为政府铸币较轻，盗铸反而增多，经过多次变更，最后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发行货币，称为“三官钱”，并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铸钱皆销毁之，输其铜入三官。这样，便统一了货币铸造，稳定了币值，再结合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政策，使“富商大贾，亡所贸大利”。这一系列统制政策的目的，在于“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兼并之路也”。由此可见，理财只是手段，而限制兼并，巩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分裂，才是其政治上所要达到的目的。财政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商品和货币经济的发展，要使国家统一富强，实行中央集权是必要的。盐铁专卖、平准和均输等措施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无论对于巩固封建统治基础，还是其后的各种经济形态，都有其适用意义，问题是国家如何达到既能抑制社会上商业经济的盲目发展，又能保证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是难能做到的。在封建生产关系的牵制和腐朽的上层建筑的统治下，结果无非是为巩固和维护其统治基础而充裕其财政力量，当然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削弱和打击一些兼并势力的发展。

三、理财思想成就及其历史影响

       桑弘羊实行专卖、均输、平准政策和币制统一等一系列措施，有财政经济的理由，也有政治社会的原因。筹军费是财政上的目的，而抑制豪强，则站在政治社会的立场上，旨在消除暴乱等政治危机。桑弘羊的重商政策，是以政府统治经济（尤其是国营贸易和政府垄断的企业）为前提的。一言以蔽之，桑弘羊的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以满足政府各方面的需要，而重商政策，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桑弘羊理财政策和措施尽管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使军费充足，而且“山东被灾，齐赵大饥”，都得到了救济；皇室宫廷开支，政府建设经费，也都有了着落。这些都充分表明了桑弘羊理财的显著成就。

       然而，桑弘羊的理财政策和措施极大损害了贵族、官僚和商贾的利益。桑弘羊所推行的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和酒榷政策，不仅在西汉中期垄断了工商业经营，使得贵族、官僚和富商大贾无所牟利，而且由于历代王朝纷纷仿效他的做法，也同样堵塞了后世许多人的财路。其中特别是贵族和官僚，他们虽然口口声声反对“言利”，反对“与民争利”，但实际上却竞相经营工商业。可以说，上至秦汉，下迄明清，这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因此对于桑弘羊，这些既得利益者就自然要猛烈攻击和指责了。然而，正是由于以桑弘羊为首倡行的一切理财措施巩固了汉王朝的经济基础，汉武帝一代的文治武功就是以这些高级的国家财经政策为基础的。两千年前就有桑弘羊这样有魄力的伟大财政家，应该说是值得惊异的。这就是历史对桑弘羊的评价。

       总结桑弘羊的理财思想，其最大特色是强调通过官营工商来富国。尽管桑弘羊的财政调控曾受到管子和商鞅等人的影响，但其内容和思想深度却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事实上，不管赞成也好，反对也好，桑弘羊都在理财思想史上留下了庞大的身影。桑弘羊的理财思想不仅为国家积极介入工商业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实践中也确实达到了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并作为成功范例被后世许多王朝所继承。晋、魏、隋、唐以来，皆沿用为法。可以说，无论古代，还是当今，桑弘羊的财政调控都有着难以否定的积极作用。即以当今为例，虽然中国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为了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市场的稳定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仍然在采取烟草专卖和食盐专营等政策。而且，为了保证稳定的财政收入，也为了有效地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国家也同样对许多重要的矿产资源和原材料实行垄断专营政策。此外也是重要的一点：桑弘羊理财中所体现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思想，对于今天如何减轻农民的负担，从而尽快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制定科学的税收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