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梅，会计学家，财政与会计实务专家，会计教育家。1903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商科大学留学八年。1911年回国后任度支部主事，后受聘担任湖北商业中学堂首任校监。1912年起，历任北洋政府时期历任财政部制用局会办，审计处第三股主任审计。同年，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审计专业培训机构——审计讲习所承担簿记学教学任务。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财政部赋税司科长，次年7月，任审计院审计官兼第一厅厅长。20世纪三十年代曾任中国信托局总审核。1933年5月，参加中国计政学会，当选为常务委员，后任会长。1935年12月，当选为国民政府主计长，曾兼任国民政府岁计局副局长、局长，工商部会计处会计长，北京税务专门学校教授等职务。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担任高等考试文官文试殿试委员等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邮政储金汇业局监察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财政部参事。

       杨汝梅先生一生致力于财政、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官厅会计、银行会计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在官厅审计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出版著作、编写教材近40部，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代表著作有《最新商业簿记》、《新式官厅簿记》、《近代各国审计制度》等。
杨汝梅先生对于会计理论的贡献，体现在他曾力主在官厅会计中推行收付记账法。建国后，讨论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制度时，他坚持用收付记账法，他说:“我国过去很长的时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完全适用资本主义的会计制度。所以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的会计理论与技术，历40余年，并未能普遍推行于全国”，“在政府会计,用收付为记账符号，记收入于收方,记支出于付方，自然合理,故人民政府的政府会计，自始即采用收付记账法,中财部颁行的两种预算会计制度，均规定以现金收付记账法为其基本原则，虽有得改用借贷法之例外规定,而所列会计事项分录举例，都用收付记账法，列收入于收方,列支出于付方,举例已甚完备，并不感觉其尚有需要改用借贷法之事实”，之后更是与徐永祚先生一起共创银行会计现金收付记账法。解放后，该方法在预算会计、商业会计中被沿用至20世纪90年代。

       除此以外，杨汝梅先生曾在《最新商业簿记》中提出“单式簿记的登记方法不如复式簿记完备整齐,凡复式以外的记账法,均称为单式”，因此，“单式簿记适应于家庭会计、规模极小的营利会计及普通官厅会计”。其次，杨汝梅先生在书中确立新式商业簿记的账簿组织体系。杨汝梅先生主张商业簿记账簿组织由主要账与补助账两大类构成，而他设计的账簿体系下的记账顺序“交易——日记账——分录账——誊清账”,已经蕴含了现代会计的记账程序。最后是关于普通商业簿记与其他簿记的关系，杨汝梅先生认为,普通商业簿记是银行簿记、铁道簿记等特种商业簿记及官厅簿记的基础，它们的记账原理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仅是款项与名目上的差异而已。因此,学习与研究簿记，应当从普通商业簿记入门。“若不通普通商业簿记,仅学其他特种簿记，则无贯通之知识,仅能养成会计课中供指使之人才”。杨汝梅先生认为工业簿记与普通商业簿记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他说， “由原料品加工而为制成品,以至出仓,其间记账之方法次序,皆工业簿记所特有至此后贩卖制成品,则与商业簿记全同。”先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簿记学的研究中，十分重视普通商业簿记理论与方法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拓展到特种商业簿记及官厅会计,取得了令人敬仰的成就。由此可见，杨汝梅先生对于官厅会计的造诣确实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