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处: 黄河晨报 2017 第15版:文 史
- 作者: 陈忠海
- 出处: 报刊荟萃 2017 第2期 P81-82
- 关键词: 安史之乱 刘晏 理财 唐肃宗 场长 户部
- 摘要: “安史之乱”,这一场长达8年的混战让国家变得千疮百孔。在这种情况下,唐肃宗提拔了时任户部侍郎的刘晏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领使职”……
- 作者: 许文霞 ( 肥西师范学校 )
- 出处: 中国培训 2017 第10期 P97
- 关键词: 刘晏 漕运 盐政 理财
- 摘要: 刘晏是中唐时期杰出的理财家。安史之乱对唐朝的经济破坏很大,刘晏任职后,对财政经济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胆改革,畅通漕运,改革盐政,首创价格信息网络,稳定物价,大胆用人,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对中唐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 作者: 曹琳 ( 河北经贸大学 )
- 出处: 中国财政 2017 第12期 P77-78
- 关键词: 财政改革 理财思想 刘晏 中国历史 财政思想 理财家 东明县 桑弘羊
- 摘要: 刘晏(约公元716—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人。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理财家,生活在唐代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时期,其财政思想和改革措施,上承管仲、桑弘羊,下启王安石,对后代影响颇为深远,被苏轼誉为懂得国家大计的'有远见的理财家'。唐玄宗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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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 扬州晚报 2016 第B01版:扬州历代贤官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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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赵一茗
- 出处: 商情 2016 第7期
- 关键词: 刘晏 官商结合 宏观调控
- 摘要: 刘晏是唐中期著名的理财实践家,他重视商品货币经济,力主发展商业的宏观控制。主要探析刘晏的重商思想中的扶植私营商业这一改革策略,研究其对我国当代政府宏观调控的借鉴意义。
- 作者: 梁水源
- 出处: 知识窗 2016 第11期 P39
- 关键词: 数学思维 刘晏 中国历史 历史进程 政治远见 国家财富 知识管理 齐桓公
-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名相都是改变历史进程的雄杰,他们都有安邦兴国、富国强民的不凡本事。比如,中国第一宰相管仲,他就以卓越的谋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位霸主;秦朝名相李斯,他才高齐天、谋深如海,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被任命为丞相。但历史上有一位宰相却以数学天赋著称,他运用数学知识管理国家财富,
- 作者: 陈忠海
- 出处: 中国发展观察 2016 第16期 P63-64,54
- 关键词: 唐开元 开元盛世 理财家 聪慧过人 《三字经》 吏部尚书 常平仓 杨贵妃 观察使 三年
- 摘要: 说起古代著名的理财家,有位唐朝的官员不得不提,他的名气虽无法与范蠡、商鞅、张居正等人相比,但他所主持的改革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功,帮助“安史之乱”后的唐朝重新振作起来。全面危机刘晏,出生于唐开元三年(715),当时正值“开元盛世”,但社会已经隐藏了巨大的危机。刘晏从小聪慧过人,在宋人编的一种《三字经
- 作者: 陈娇娇
- 出处: 商情 2015 第34期
- 摘要: 刘晏,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奇特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封建时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之所以介绍刘晏的经济思想,是因为在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过程中,刘晏的经济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实干家,既为朝廷排忧解难,又心系百姓;两袖清风,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人物。 一、刘晏的历史地位及其生平 刘晏是
- 作者: 马涛,周原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
- 出处: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4 第3期 P46-53
- 关键词: 刘晏 国营理财 杨炎 两税法
- 摘要: 文章通过对唐中叶刘晏理财和杨炎两税法改革的回顾,认为以往研究者对刘晏和杨炎改革给予的正面评价需要再评价。刘晏所实施的以增强国营经济和提高国营经济效益的改革积极作用有限,在其死后其理财政策的弊端日益显现。两税法改革使得政府开支无法受到有效约束,改革后果是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文章提出,评价一项改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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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唐代著名经济改革家、理财家,信奉道家。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经济十分萧条,财政极为困难,刘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使唐代财政逐步好转。刘晏在任期间,办成了四件大事:
一、改革漕运。漕运是通过水路交通,将江淮的粮食运至长安,当时漕运废弛阻塞,造成关中粮食困难,饥荒四伏,粮价暴涨。刘晏日夜焦虑,最后果断提出疏浚河道,南粮北调的宏伟计划。
二、改革盐政。实行国家专卖后,官府大幅提高盐价,甚至贪官污吏还抓夫抓差无偿运盐,中饱私囊。人民怨声载道。同时政府盐务机构庞大,开支惊人。他首先大力削减了盐务机构,又调整了食盐专卖制度,改变了肃宗时第五琦规定的官运官卖的盐法。刘晏主要是利用商品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他熟悉商情﹐在他看来﹐到处有增加收入的门路:“自言如见钱流地上”(《刘晏传》)。刘晏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食货志四》)。盐是人们的急需之物﹐因此﹐税于盐价﹐使盐利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这一理财特点﹐被史家赞为“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刘晏传赞》)。
三、改革粮价。半年收粮存入平仓,以免谷贱伤农,当荒年、青黄不接粮价上涨时,开平仓以平粮价,百姓受益、国家获利。在商业中建立驿站信息,使“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至。”
四、推行常平法。在赈济贫民问题上﹐刘晏有独特的主张﹐他不赞成进行无偿的赈给。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新唐书.刘晏传》)。因此在发生灾荒时,他除了及时进行减免赋税和必要的贷放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灾区出卖粮食,收购其它杂货,运往别处出卖或留给官府自用。他认为这样做既不会造成国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户力农”得到实际好处。
理财以养民为先,刘晏把赋税的增加建立在户口增加的基础上。他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他的增加赋税收入的办法﹐不是单纯依靠增税﹐而是通过实行有利于人民休息的政策﹐以促进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使税源得以扩大。刘晏改革转运制度﹐采取雇佣劳动的办法﹐就是一项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措施。 “养民为先”的政策确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刘晏于唐玄宗六年即公元718年,出生在山东曹州南华,祖父和父兄历代为官。刘晏自幼聪明睿智,八岁时,被朝廷举为神童,授秘书省正字。成年以后,刘晏曾先后出任夏县(今山西夏县)、温县(今河南温县南)县令,其间,他廉洁奉公,作了许多惠民利民的好事,也取得了不少实际经验。三十岁以后奉调入中央任侍御史。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翌年,政府下诏拜刘晏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从此,刘晏开始步入财政界,后任户部侍郎,御史中丞,主持全国财政工作。此后二十年间,他一直在主持财政,其间他充分发挥智慧和才干,运用适当的理财政策与措施,筹集军国所需,在政治上起到“维持李唐后半期的命运”的作用。但其晚年却惨遭杨炎嫉恨和诬陷,竟被罢官赐死。论及理财,刘晏是成功的,就个人命运而言,却是悲惨的。然而,这悲惨的命运终究无法掩盖这位理财家的辉煌成就。
一、主要理财政策与措施
刘晏主持财政时期,正值唐王朝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际。内有骄兵悍将不断叛乱,外有吐蕃回纥的屡次入侵。当时刘晏的财政政策可谓战时财政政策。他的理财措施和显著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盐铁专卖,二为转运,三为均税或常平。他的货币政策和税法改革,虽也值得注意但不如前述几项显著,兹略述如下。
1. 盐铁专卖
盐铁专卖,汉时已盛,唐代则更加重视盐利。隋代和唐初盐无税。玄宗开元元年刘彤才献议对盐铁征税,“以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因命姜师度与强循检校监课,依式收税,不久又将盐税划归州县征课,安史乱起,颜真卿率先以“食盐专卖”的方式筹措军饷,肃宗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仿其法推行于全国,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盐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徭役,乃行榷盐法,每斗于时价外加百钱,由各州县执行。代宗时,刘晏继为盐铁使,继续第五琦的政策而加以合理改革,在产盐地方设置盐官,将盐收买,加榷价卖与商人,使盐成一种自由商品,通行国内各地,其余州县不再设官。就场征税之法始创于刘晏。当时全国盐政,可分为两大部分,海盐归刘晏掌管,山西池盐和四川井盐归度支使管辖。刘晏一方面严禁私盐,取缔苛扰,另一方面则力谋供需的调剂,在僻远地方,设常平盐,遇商人不到时,便减价售与百姓,所以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他又随时给予盐民以技术上的指导。归纳起来,他是兼采盐专卖与征税政策的。刘晏新盐税政策推行的结果,使税收大增,国库充裕,成为国家经费主要来源。《新唐书·食货志》载他的治绩是:“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
2.转运事业
在中国历史上,因实行实物税,必须将这些所征得的实物,运输至京都和军事重地等地方,这种主要以水陆为主运输租税的方法,称为漕运。粮食为军队所必须,刘晏适当战时,漕运最为重要,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榷盐方面。
刘晏未主持财政以前,宣州裴耀卿于上疏,指出由于途中所经各河道河水涨落受时间限制,造成运输时间延误,费用开支庞大等弊端。因此,裴耀卿主张江南的赋税,不必送至洛京含嘉库,送至河阴即可,由河阴到洛阳或到长安,由政府负责。后来依照他的计划实行,取得一定成效。安史乱起,淮汴运路阻绝,历任转运使,大多自江南征收赋税,通过汉沔商于陆路运输供应军需。战乱稍平,淮汴运路得以恢复,但战后兵戎相望,将悍士骄,劫掠转运使的财货赋税者,时有所闻。因此,不以合理的方式运输租赋,特别是米,将无以供京畿消费和军费开支。刘晏适于此时,担当转漕重任,由于他的聪明才干,困扰唐政府多年的租赋转运问题终于得到有效解决。广德二年,刘晏专领东都、河南、淮西、江西、东西转运、租庸、铸钱、盐铁等使,漕运事宜也由刘晏全面负责,他用榷盐利益,经营漕运,雇佣工丁,分吏督管,随江、汴、河、渭所宜,分段转运,以前转运船,从润州陆运到扬子,斗米要费钱十九,刘晏受命后,改用舟船运输,减钱十五。由扬州到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做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从扬州遣将士护送到河阴上三门,米斗减钱九十。又征调巴蜀,襄江麻枲竹条做绳索挽舟,拿绳材作燃料,由于物料被综合利用,没有丝毫浪费。这样运输不过十年,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运积渭口,渭船运入太仓,分段运输,各得其宜,一年中转粟一百一十万石,没有升斗沉溺,轻货从扬子到汴州,从前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刘晏办理时,遂减九百,一年可省十余万缗,又派遣官吏管理丹阳湖,禁止人民引导湖水灌溉,于是河漕不涸,保证了运路畅通。通过刘晏的精打细算,不但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而且比过去节约了大量运费开支,同时也促进了沿途经济发展,可谓一举数得。
唐代漕运制度,经刘晏如此改革,不仅减少了运费,保全了物资,使人民不感苛扰,同时也提高了行政效率。如《旧唐书·刘晏传》称颂他的政绩说:“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新唐书·刘晏传》关于他的漕运行政效率也大为赞叹:“京师盐暴贵,诏取三万斛以瞻关中,自扬州四旬至都,人以为神。”刘晏死后,漕运制度,虽时有变更,不过大体上依旧保持刘晏在世的规模并沿袭下去,他在中国漕运史上实在称得上是一位彪炳千秋的人物。
3.常平政策
刘晏于盐铁转运使外,还兼任常平使,这方面他同样作出了骄人的业绩。常平本义,似仅限于米谷的平籴,而刘晏所主持的常平事业,却包含有平准、均输的意义。唐初各地即设有常平仓,投入固定资本,以备谷物丰收时,加价收籴,谷物昂贵时,贱价出粜,以调剂粮价的急剧涨落,使农民不致感到谷贱伤农或米少薪贵的不良影响。代宗永泰元年,第五琦与刘晏分管天下常平事业。此时,常平制度大概以使领区域作单位。刘晏的措施不仅以有限资本只作救济性的常平事业,而是以全部财赋收入用做平定物价的准备,同时也在平定物价中收取厚利,以供国用。刘晏平定物价的实际方法,史书中所述不甚详细,大概情形是,他布置了一个很严密的情报网,各地虽远在千里,但其物价高低,能了如指掌。根据这些情报,用全国财赋的力量和各道盐铁院的普遍而完整的组织,以全国为对象,随时随地,作平定物价的设施。而平定物价,又多属战时财政措施,不讲求效率,不足以竞事功。刘晏能够迎头赶上,不待州县申请即奏行之。便能“应民之急,未尝失时。”歉收时以官谷易杂货,供官用,此举不仅为一项经济政策,亦含有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在平定物价措施中,寓有充裕物资的权能,这样的理财成绩,是值得称道的。
4.铸币与税制改革
除了榷盐、转运和常平特别有成绩外,他关于币制和税制的措施,也有可称述的地方。在币制方面,刘晏将其所辖的铜矿以及南方诸州所出的税物,易为铜薪,铸为钱币,可以节省赋税转运的费用,间接增加财政收入。
另外,刘晏当政后,分别于大历四年和五年,三次诏令改革地税,减轻夏秋两税税率。对京兆府的青苗钱,也略微降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户税改革,对于“邸店行铺及炉冶等,旧制须加二等征收户税,此时则取消了加等征税的规定,一切按本户等缴纳”;唐初规定将商贾的户税加二等征收,用以抑制工商业,大历诏令取消加二等征收商贾户税的规定。所有这些税制改革,为后来杨炎实行两税法奠定了的基础。
二、理财思想的主要特征与贡献
刘晏的理财政策与措施深刻反映出他杰出的理财思想。
1.发展经济安定民生的理财思想
理财必须注重涵养财源、关注民生。刘晏非常重视发展农村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因为安史之乱后,农村残破,户口锐减,所以他首先注意到农村经济的恢复。如他在筹办漕运时,提出如下应对措施:
其一,通过转运增加沿途人口。刘晏认为人口多了,农民耕耘织纴,财富增加,赋税自然也会增加。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由上可见,转运事业不但使沿途人户增加,而且赋税也得到大幅度增加。
其二,重视商业,发展商运。要发展商运,首先就要谈及商业。刘晏以佐军兴为目的,用平准法,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资,他为了平定物价,采行平准法以排除商贾,而为了通有无,伸盈虚,又要重视商贾的运销,如在盐政中,他只“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这样,既便利了商贾往来,满足了人民生活,更有利于国家,与桑弘羊的均输法前后如出一辙。总的说来,刘晏在他的主要理财措施中,都曾表现出重视商业的观点。我们也不能只看到“商贾往来,能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表面现象,这只是交换对于生产所起的反作用,还要看到马克思所说的交换“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所决定”的名言,来进一步理解刘晏对于发展商业的一切作法:如在行旅上,减少邸店行铺的户税负担,在盐法上,“广牢盆以来商贾”,在食盐流通上,让商人自由经营食盐和奏请撤销食盐的通行税以及提高绢价以鼓励商人运销等等,都是积极鼓励和重视商业的具体表现。
2.重视会计的理财思想
刘晏非常重视发挥会计在理财中的运筹与核算功能,遇有财经事务,时时运筹,处处算帐,甚至在上朝的路上还在用马鞭进行测算。同时刘晏高度重视经济信息对于决策的支持作用,并将其科学运用于理财实践和宏观调控中。为此设置遍布全国的商业情报网,充分掌握各地商情动态,以便调节各地货物的盈虚,这在理财史上可算是一种创举!在这些商业情报网中,总的叫“诸道巡院,皆募驶足(即脚程很快的通讯员)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仰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月即知”。由于他能经常及时地掌握着广泛的信息动态,便能:其一,广泛及时地使舟车迅速往来,不仅直接繁荣了商业,同时也使都市得到了发展;其二,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其三,能预防荒歉于未然,使各地不感到困弊;其四,能增加政府收入。可谓一举四得。综上所述,刘晏不仅重视会计在理财中的作用,而且深刻认识到经济信息在理财分析和决策的重要作用,并能将其科学运用于理财实践和宏观调控中。此举不但促进了经济发展,稳定了物价,而且还增加了政府收入,提高了工作效率,这种做法足资借鉴。
3.论大计不惜小费的成本效益思想
计利当计天下利,成名始成万世名。管理的首要问题是分清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解决好抓大放小问题。处于宏观理财层面的理财家更需要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把握全局的能力。论大计不惜小费的成本效益思想在刘晏理财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其一,表现在建造运粮船的费用上。据史书所载,刘晏在漕运上为了搞好运粮工作,除其他各种措施外,特别在扬子县建立十个造船场,每艘船的造价包括物料和工本“给钱千缗”。当时船场是官营手工业,设“专知官”管理。这些造船工人中有的是轮番服役的,没有工资,有的虽是被雇佣的,但工资也很少。刘晏给了这样高的造价,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匠的收入,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有人认为刘晏给价太高,刘晏则认为船场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很多,应当让他们能吃饱穿暖,私用无窘,这样给公家造的船只就坚牢,倘若斤斤计较,只算小帐,而使船工吃不饱,穿不暖,造的船只不坚牢,就不能长期安全使用。将来如果有人认为我出价高,减少一半也还能凑合着用,如果造价再降低,船就没法用了。其后五十年,有司果然把船价减了一半,主管官员根据物料加工本钱,核用物料,工本定得低,不留一点余地,导致工匠生活困难,连“专知官”的家属也挨饿受冻,船造得越来越簿,漕运也就陷于停顿,由此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
其二,刘晏把过去的无偿劳役改为有偿的雇佣劳动。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力役之征”,唐初也是把租调所征收的实物,交由当地纳税人民输送到指定的仓储地点,这对人民来说已是一种非常沉重的负担,而由江南西运到关中的粮食,各州县也要沿途富户包运,这些富户常常苛待船工,老百姓都不愿干这些运粮的苦差。刘晏为转运使后,便改变了这种制度,教练士兵担任船工,由军官押运,十只船组成一队,即史书所谓“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对运粮人员的工资也给得比较合理,而安全到达不出事故的还有奖励。正因为他放弃了过去强制的无偿劳役,采取了以工资雇佣劳动的方式,便能“不发丁男,不劳郡县”,而迅速的完成了艰巨的转运任务,而且降低了运费,又能提前到达。所以《旧唐书》以“自古未之有也”来称赞刘晏。《新唐书·刘晏传》也载“岁输终至,天子大悦,遣卫土以鼓吹迓东渭桥(今西安市东北,灞水与滑水会合处)且把刘晏比作汉代功臣萧何,同时,他不仅在运粮上是这样,而在造船、驿站、铸钱等事业上,都实行了雇佣工制。总之,他能在封建政府所举办的事业中,大力而广泛地加以推行,如果不是对无偿的强迫劳役的落后性和当时货币经济的发展,有了充分的认识,是不可能对这种形式的雇佣劳动制大量采用的。雇佣制较无偿劳役多付了佣金,虽然在表面上增加了费用开支,但实际上却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从理财角度讲产出大于投入,而且同时还增加了百姓的收入,可谓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4.取民不怨而国用足的赋税思想
刘晏很少借助于封建专制的权力,而是尽量应用隐蔽的即商业经营的原则,来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他主张两个必须遵守的原则:其一,是“知所以取,人不怨”。而这个取人不怨,本不是刘晏说的,而是欧阳修的赞语。事实上,他把理财的重点放在盐法的整顿上,就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的。他认为食盐是人民生活所必需之物,为人人所必需,对这类商品课税,就可以获得充裕而稳定的税源,但又不能重课,因而就必须废除原来的一切扰民弊端,进行盐法改革,借助常平盐,保证边远地方人民也可以吃到价格比较合理的食盐,从而做到了“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贵”,同样,在商情预报上,也做到了“食货之轻重,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这两个例子都可以说是刘晏“取人不怨”理财思想的客观反映。不过所谓“民不知贵”,只是在这种“贵”中,表现比较轻微,人民不感觉痛苦罢了,至所谓无甚贵甚贱之忧,也只是在朝廷获美利的情况下,人民不感到暴涨暴落的剧痛罢了。这样就是贯彻了“知所以取民不怨”的原则,这是《管子》理财的“取予之术”原则的运用和发展;而与十七世纪重商主义的法国财政学者科尔贝所主张的财政上应寻求收入最多而怨言最少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一种在租税上最隐避的征收方法。其二,他提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这就是选择人民所不可少而又急切需要的日用必需品来课税,这不仅使税源充足而且稳固可靠,这就是刘晏所以重视盐利收入的根本原因。因此,刘晏在盐政上,除实行产地课税外,又采用种种方法加速食盐的流通和价格的稳定,同时,还对现行的租庸调及户税进行了整理,虽不及对盐政,漕运和常平等的重视,但在一定范围内也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前述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户税整理,取消了对商贾加二等征收户税的规定。除此以外,刘晏还采用了两种方法,一则在人事上,刘晏用官员来办理漕运,用佐吏来管理驿站,取消了无名的苛捐杂税,改革了盐官制度,用这一系列的改革来增加国家的用度。所以,从广德二年(公元746年)起,到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为止,黜陟使核实全国户数,共得三百万户,户数大为增加。二则在征收上,平年按一般的税率来征收,遇到荒年就要免除赋税,来减轻人民的负担。经过刘晏的整顿,国家的税收大致每年可以增加十分之一。而刘晏又特别能够根据人们的缓急来决定征收的先后。这样,人民虽出了税,国赋又有增收,然而人民并不感到很大的痛苦。总而言之,刘晏虽为封建国家筹措了很多的赋税收入,但在历代理财家中却被称为对人民“干扰较少”的一位,这是难得的。
5.反对财政赈恤的生产自救思想
赈恤在古代历史上是统治者对广大贫苦人民所施行的一项沽名钓誉的所谓德政。由于古代社会的天灾人祸很多,这种措施几乎每年都有,除非国家也很穷困以外。可是理财家刘晏却反对一般的赈恤,这似乎不近人情,即不直接采取赈济的方法,而常把粮食贱价出售给百姓,或使其从事于生产自救。他认为直接赈济有两种害处,其一,赈给的少不足以养活多人,如要养活人多,则国家的耗费也多,国家耗费多,则仍须加重人民的负担,即多取之于民;其二,直接赈给会使人新村侥幸,还可能导致吏下为奸,强者多得,弱者少得。反之,如果对荒歉地区不用赈给的方法,而采取贱价粜卖谷物的方式,则有两个优点:其一,是能解除人民的困难而国计不乏。因为灾荒地区所缺少的是粮食,其他物品并未损失,官府贱价出卖粮食,同时收购其他物品以转售于其他地方或留作官用,均能避免使国家财政蒙受损失;其二,大量的粮食出售,散入农村,转运交换,可使一部份人获得劳动收入,辗转相因,又可维持不少人的生活。刘晏认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各州县灾荒稍有苗头时,即预先计算公家财物的盈余,先下令豁免某种东西,资助某一户,人民还未到困难的处境,他的奏章早已经朝廷批准而颁发下来了。除此以外,刘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常储三百万斛。”对人民的生产自救活动提供物资保证。
6.以人为本知人善任的用人思想
人不尽其才,物何尽其用?治国理财,用人为先。 《通鉴》226卷载:“刘晏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这就是刘晏用人的德才标准,即要选用精明能干,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的人。但这仅是一般标准。对于各部门的负责人则要求更高,如他所说:“其场务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即还要有一定的声望。如管理盐场生产的“盐监”,各地掌握经济情报的“知院官”等都是刘晏理财系统中的各种神经中枢,要求必须是当时最孚众望的实干家。拿盐场来说,不单是收购征税,还要能精通技术,指导盐户生产。刘晏自己对于煮盐、储运、常平、铸钱、物资调剂、漕运组织和情报收集等的管理和技术,都是很精通的。不然,他就无法实行这些重大的事务和改革。所以史称:“积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趣督倚办,故能成功”。这里所说“新进”二字尤其值得重视。要想建立一个有朝气、效率高的领导班子,不起用一些“新进”之士,是不大可能的。而要做到这样,在封建官僚制的李唐王朝的中期,更是不大容易的。因为一方面必须知人善任,一方面又要应付当时腐败官僚的政治积习,这中间就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对于前者,刘晏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任用士人,罗织当时有名之士,委以重任,对于有干才而节操差的也选用,在爵禄和经费方面,予以融通,使其尽心工作,勤奋用事。为应付环境,权贵们介绍来的人,他也接受并予以俸禄官阶,但不让他们实际任事。刘晏以为:“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他将“士”与“吏”,在主观认识上作了清晰的划分,在任用上,又有个轻重的衡量,可谓知人善任。此外,刘晏还用名辅利,务使人不贪。如他所说:“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必须使“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即是要提倡名节,按功提拔,以培养官吏的事业心和上进心。这样名利兼用,便可提高效能,这是刘晏贯彻用人原则,调动积极性的又一有效措施。因而刘晏所领导的庞大的理财系统,便能如臂使指,运动灵活自如,行政效率高超,这在封建国家的行政机构中是不多见的。
7.勤俭律己宽惠待人的为人处事原则
理财者的生活最容易流于奢侈,也最为人所诟病。刘晏则自奉简约,生活质朴。自己俭约,对人亦俭,则为悭吝,固不足取。刘晏则对己薄,对人厚,重交故旧,以财货遗天下名士,如是才能得人心而收工作的实效。这种美德用于政治,有助于形成廉洁的作风和提高行政效率。勤勉是事业成功的一个要件,欲提高行政效率,必须先从勤勉做起。在这方面,刘晏是无愧的。据《新唐书》第149卷《刘晏传》所载,他从早工作到晚,虽假日也不休息,当日事,当日毕,从不积压公事,延误时机。这是一种苦干精神,而只有这样的苦干精神,才能取得那样伟大的理财成就。
本文从以上七个方面分析了刘晏理财思想和处事原则。但刘晏毕竟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理财家,他所竭力维护的是封建李唐王朝的长期统治,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其“以爱民为先”的理财思想,也不能从本质上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我们之所以肯定他,称赞他的理财思想,是因为在古代理财史上,他竭诚尽智作出了超越前人的历史贡献,成为封建社会对人民“干扰较少”的一位理财家,在某些理财措施和思想上,可以作为后人的借鉴。综观刘晏的理财治绩,财政史著者胡钧教授说:“故论之理财家,管子而后,晏一人而已”,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