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他向尸佼学习杂家学说，后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变法之事，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  、抑制商业发展（现代解释错误，应该解释为鼓励商）、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公元前356年商鞅担任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严惩私斗、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改法为律制定秦律、推行小家庭制等改革方略。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  。其主要内容有：开阡陌封疆  ，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初为赋、统一度量衡、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执行分户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等改革。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邑商，发动邑兵攻打郑县（今陕西省华县）。秦惠文君派兵攻打，结果商鞅失败战亡。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秦惠文君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家。商鞅虽然被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在中国的“伟大改革家”序列里，商鞅及与他同时代的李悝、吴起等人，是祖师级的人物，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人物。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战国承春秋之末，比之春秋社会动荡更加剧烈。周初，诸侯及新封之国大约一千左右，到了战国初年，就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秦在春秋本是偏帮小国，长期与戎狄杂处，诸侯都轻视它不与会盟，秦国屡次想往中原发展，又都被晋国所阻不能东下。秦孝公即位后，励精图治，求贤若渴。胸怀大志的商鞅，闻令离魏入秦，帮助孝公治理国政，通过变法图强，终于使秦国成为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国家，从而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本姓公孙，名鞅，原为卫国庶出公子，因此也称卫鞅，又以其在秦有功，曾封于商，故称为商鞅或商君。商鞅的生年不详，早年深受李悝、吴起等法家思想的影响，由魏入秦后得见孝公，被任命为左庶长，并于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秦国实行两次变法，终于使秦国成为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国家。秦孝公二十四年，孝公薨，惠文王即位，商鞅因被人诬告谋反被捕，惨遭车裂之刑，家族也被株连。可是他死后秦国依然实行他制定的政策法令，足以说明商鞅变法的生命力和其本人事业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一、主要理财政策及其思想

1.农战政策及其理财思想

       商鞅变法的整套指导思想，是以农本主义为经，战利主义为纬织成的。换句话说，其思想的核心就是农本主义与战利主义，因而，他在财政经济措施方面，采用了重农政策。商鞅是法家，在中国历史上，法家大都重视农业生产。同时，商鞅又是一个兵家，他重农政策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故而主张农战。重农与农战，事实上是不能分离的一个混合体。他的一切政治和经济措施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商鞅的重农主义，比较西方的重农解释更进一步，他一方面认为农业为国之基本，工商皆为末业，在经济上，重农是可使国家富裕的，国家如不重农，则土地荒芜，必陷贫困之境。另一方面，他又以为重农，在政治上可使人民朴实易治，在军事上，可藉重农以强兵。

 
       君主应利用人民追求名利的本性为富国强兵服务，操持名利的权柄，做到“利出一孔”。除为国作战、务农能获得名利一途外，杜绝其他获得名利的渠道。所谓“利出于农，名出于战”。他以“利出一孔”把持名利，从而统治人民，驱使他们务农向战。他虽然没有做到全国皆兵，全国皆农，但因他的农战政策实施的结果，使秦人皆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将从前诸侯视为夷狄的秦国，变为一个强国而称雄于战国。

2.土地赋税制度及其理财思想

       商鞅变法，在财政经济方面主要就是改革田制和赋制。对于田制的改革，其实质乃是从封建贵族手中，收回土地，分配给农民，作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并准许其自由买卖和转让。就农业经营而言，将从前的封地，改变为小农场，并以家族为单位，成为小农场的直接劳动者。另一方面，商鞅为增进农业生产，充分利用土地，将旧日田土间封区的疆界，一律削平，开为耕田，并将未开垦的草莱之地开垦，任民耕种，不加限制。耕种者对于国家，直接纳税，不再给贵族纳租，这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也同时避免了贵族对国家纳赋的隐匿偷漏，在一定程度上公平了税赋负担。秦国地广人稀，为了招徕人民开垦土地，增强国力，商鞅还向孝公建议，凡其他诸侯国的人归附秦国，就让他们有土地和住宅，免除两代人的徭役，也不叫他们当兵。这不仅可以使本国的荒地变为田畴，以尽地力，还可以使秦国同邻国的国力对比发生变化。

3.统一财政藏富于国的理财思想

       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这是充裕国家财政的前提，从理财工作本身来看，商鞅主要进行了以下一些工作：
建立中央财政机构。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国君本身是由几个庶长操纵的，中央政府形同虚设。自秦献公以后特别是秦孝公重用商鞅理财治国后，国君地位日益巩固，中央集权开始形成。政府开支增加，建立统一的中央财政机构的客观条件亦随之成熟。商鞅推行的理财措施对秦中央财政机构的建立起了直接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后来，汉承秦制，并在秦制的基础上又作了发展。所以，商鞅的理财实践及其后来逐渐形成的中央财政机构，为封建社会财政机构的建立开了先河。

  
       商鞅还统一了赋税管理制度。确定各种赋税，包括力役、田租、口赋及商税等。在全国统一建立了基层行政组织，规定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严密的户籍制度，是维护治安和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措施，也为征徭役，收赋税提供了依据。公元前348年，商鞅还改变了军赋制度，即所谓“初为赋”。将以前由田定赋改为以人定赋，采取这项措施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限制官僚地主豢养食客的数目，从而驱使更多的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

       完善国家储备制度。储备指国家收购积蓄粮食等主要生活物资，以保证国家的用粮。商鞅在改革秦国的财政制度时对国家储备十分重视，他认为国家如没有充裕的积蓄势必要变弱甚至灭亡，反之则强。储备问题上，商鞅主张家藏不如国藏，意思是国家不蓄力，是为了让百姓为国效命，家不积粟，是为了集中于国库。商鞅除主张多积粟外，还提出多积货，这里的货主要是指钱币。除此，可能还有一些其他货物。商鞅对储备制度的整顿和完善，使其与其它理财政策的推行紧密配套，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统一度量衡制。发展经济，规划财政收支，都需要有统一的度量衡。商鞅及时进行了这一工作。有了统一的度量衡，民间的经济标准，政府的征收赋税和发放官吏俸禄，地方官向中央政府“上计”，都有统一的计量标准。另度量衡的统一有利于会计的汇总核算，也使会计核算变得更加简单便利，工作效率和信息的可比性也进一步得到提高。商鞅的统一度量衡制对后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商鞅对职官、俸禄制度进行改革，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县以下设乡、亭、里、什、伍等基层制度。县以上的官吏由国王直接任免，建立新的俸禄制度，官爵与土地完全脱钩，实行由国家财政按官爵发放俸禄的制度。这一改革措施剥夺了世袭贵族的特权，使官俸成了激励人们立功的机制，为下层民众走向仕途提供了机会。因此极大地调动了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和对外作战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军队的战斗力。

4.利用税收干预经济的理财思想

       商鞅重视运用税收的调节功能，鼓励或限制人民的社会经济活动，使之有利于国计民生。其中最突出的是用税收调节人民的就业倾向，驱民归农。商鞅认识到，农业是当时的主要物质生产部门，是人们的衣食之源，也是战争物资提供者，只有农业发展，才能国富民安。商鞅还主张通过税收调节人们的消费行为，以鼓励人们去奢崇俭、勤奋守业。商鞅还用赋税奖勤罚懒。对努力从事农桑，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人，免除其徭役。对从事商业、手工技艺以及由于懒惰而贫穷的，收其妻子为官奴。此外，对于那些俸禄多，家里养的闲人多的贵族，逼使他们无处吃闲饭，被迫投入农业生产。还要求贵族家里除长子之外的其余子弟一律服徭役，不让他们投靠权贵，他们就只会走普通农民的劳动道路。

       商鞅的理财目标是富国强兵。他把注意力放在为国生财、聚财上，而对用财发表的意见并不多。

5.重视会计等经济信息在治国理财中的作用

       商鞅对会计、统计等所提供的经济信息之于治国理财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使他对国家的人口、钱粮、生产消费等各种经济信息高度重视，并将其运用于规划生产、引导消费和财政收支等各个方面。

       为全面掌握国家各方面的信息，商鞅提出著名的强国要知十三数的主张，包括从国家财富到生产消费，从人口年龄到人口职业各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商鞅对于人口方面信息尤其重视，他认为，对于国家理财而言，首先必须要清楚地掌握全国的户口情况，只有清楚这些，才可以掌握税源、兵源和役源，发展农战，以图富强。为保证上述数据信息的准确无误，商鞅还在拟定《秦律》过程中，专门制定《效律》对会计工作进行严格规范，其中包括度量衡检验、财产物资清查、帐目核对，以及对会计违规行为的处罚等规定。《效律》是现存中国古代法律中明确针对会计违规处罚的最早法律规范。[ 王建忠：《会计发展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0页。]由此可见，商鞅对会计之于治国理财的作用是有深刻认识的，对会计工作也是相当重视的。

二、商鞅理财思想成就

       商鞅处在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战争成为各国政治的主要内容。战争不但需要国内民心稳定，而且需要供养强大的军队，支付庞大的军费。商鞅为了富国强兵，在秦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和措施，他改革田制，调整赋税，实行土地私有，他推行农战政策，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这些政策措施即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既发展了经济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他通过统一财政，藏富于国，使军费有了保障，他在“利出一孔”思想指导下把持名利，使利出于农，名出于战，借以充分激发士兵和百姓的力量为国出力。通过上述政策措施的执行，秦国国内家给人足，对外用兵战无不胜。所以，可以说商鞅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功，完全因为他在理财上的成功，秦国的强盛以至造成日后统一六国的局面，都与商鞅切实有效的理财政策和措施密切相关。商鞅变法夺回了贵族对土地的独占权，统一了国家财政，将财富之权，集于中央政府，在国家是富强了，而对贵族而言，则是莫大损失，故对商鞅“多怨”，孝公死后，公子虔之徒公报私仇诬告商鞅谋反，致商鞅被车裂而死。商鞅被杀后，秦人仍然奉行新法，可谓人亡法存，虽死犹生。历史地看，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他的变法不但使秦国国富兵强，而且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甚至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走向和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