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任参知政事时，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

        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其中均输法是调节物资供需关系、平抑物价以打击大商人的政策。青苗法主要是改变旧有常平仓制度的呆板做法。灵活地将常平仓、广惠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贷给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改善了北宋“积贫”的现象。市易法规定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免役法是把原来按照主户户等轮充差役的办法改为当役者交纳役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起初规定乡村中服差役的上三户纳役, 四、五等户不纳役钱。但推行不久就改变了诏令，规定乡村上户和下户都需要纳役钱,不再依户等的高下,按各地税钱、家业钱等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均摊役钱。最后，免役钱逐渐成为国家财政中的一笔固定收入。方田均税法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一种清丈土地整理田赋地籍的制度。每年派人分地丈量，依地之等级和各县原来租税数额分派定税，次年丈量完毕，公布于民。均税则是对清丈完毕的土地重新定税。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

       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但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有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富国强兵”的效果十分显著。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位改革家、理财家和思想家。他的变法发生在公元11世纪中国北宋时期，史称“熙宁变法”。他的新法总计近二十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选人、用人等各个方面，但重点却是改革财政，理财治国。王安石变法之所以特别重视理财，是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他试图通过变法改变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生于宋真宗田禧五年（公元1021年），出身仕宦家庭。父亲为官清廉，对王安石影响颇深。王安石少年即学习儒家经典，广泛地研究诸子百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进士，先后出任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事等职，王安石任地方官多年，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刻，他关心民瘼，深切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王安石明确指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并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践行了他的这一主张。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和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但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和熙宁九年两次罢相，后闲居江宁。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哲宗即位，拜司马光为相，王安石新法遂被全部废除。翌年即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病逝，时年六十六岁。

 一、主要理财政策及其思想

        王安石新政的项目，主要有：制置三司条例司（两年后废止）、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专利法、免役法、免行钱法、减兵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科举改革法、教育改革法等。据《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中记载：“凡十有八事”，但未列出详细的项目。只就上述十五项来看，其所涉及的范围已经很广，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理财是其新法的核心内容，而每项关于理财方面的改革都是针对时弊有的放矢。

上述政策措施体现的理财思想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其一否定“讳言财利”；其二主张采取生产性财政政策；其三理财需要发展农商事业；其四抑制豪强兼并；其五主张积极节用；其六提出量出制入开源节流的理财思想。

 二、理财成效与贡献

        王安石在其改革中，全面执行了开源与节流并举的理财方针。新政实施中，很快便做到了“不加赋而国用足”。王安石所行新法的本身是无可非议的，新政大都是针对时弊，嘉惠人民的。事实上，也收到了显著效果。王安石执政期间，国内生产得到较快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兼并，挽救了人民的贫困；这一时期北宋还取得了当时少有的军事胜利，可见理财对国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时除对辽、夏的斗争尚未解除外，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要求。此外，一些过去反对过新政的人如苏子瞻也从不理解到理解，以致表示忏悔并转而成为新法的支持者。当司马光执政，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旧党中人范纯仁也忍不住对其进行反对。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的成效。 

        王安石的理财思想是相当丰富和突出的。他彻底否定了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推翻了不准言利的儒家教条，明确提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的义利观。把理财言利作为施政的中心内容，在统治阶级的当权人物中，王安石还是第一个。他的思想锐敏之处，在于能顺应北宋中叶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商品经济较前活跃的社会经济总趋势，看到经济发展的致命处在于豪强的兼并，而兼并之家和京都的达官贵人又是社会奢侈腐化的根源，因而导致社会矛盾重重，国家财政经济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基于这些认识而制定的全面改革政策，大都能够切中时弊。王安石的理财之道，着眼于通过发展生产，活跃经济来解决财政问题；着眼于抑制兼并，把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部分剥削收入转到国家手里，变法中所实施的许多政策与措施对大地主、大商人给予了较沉重的打击，这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的；着眼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促进经济繁荣和财用富足，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贯彻量出制入之制，发展生产，开源节流，在八九年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影响是深远的。王安石的理财思想，特别是他的变法实践，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在历史上有着重大的进步意义。  

        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我们在评价王安石理财思想得失时，却不能不承认他因时制变的智慧和勇于进取的革新精神。王安石在当政期间，虽然备受当时封建豪强和保守派的反对和攻击，但他忧国忧民之心天地可鉴，王安石的理财思想和他为政清廉的工作作风，值得后人研究和借鉴。王安石被列宁誉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当之无愧。